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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网易军事 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对秦汉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评估普遍偏低。不少人对这一时期的事功多能充分肯定，甚至高度推崇，但是对当时的文化却颇多微词，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秦汉文化的主体――哲学思想，不外乎粗俗的神学天命论和平庸的自然天道观，充斥着阴阳灾异、谶纬迷信，是对生机勃勃、绚丽多彩的先 秦思想的反动，也远不及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精致、深刻和博大。无论是秦王朝推行的“以法为教”的做法，还是西汉中叶起贯彻的“独尊儒术”措施，说到底，都是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权对思想文化的箝制与窒息，从而在本质上决定了秦汉文化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于是乎，在文学上，是“铺采の摹薄⒉桓瓒颂的“大赋”成为主流，丧失了文学独有的艺术感染力与美学功能；在学术领域，则是寻章摘句、泥古宗圣的“经学”成为主体，皓首穷经，鹦鹉学舌，哪有多少学术创造。如此去看秦汉文化，自然就不可能评价太高，而秦始皇、董仲舒、刘向乃至光武帝刘秀诸人在秦汉文化发展史上也就只能扮演不太光彩的角色。如北宋苏辙曾言：“西汉至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人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后世者，不过三四。”（《栾城集》卷二○）但笔者认为，如此评估秦汉文化的历史成就及地位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从态度上讲，不公允；从事实上讲，不准确；从客体上讲，也不全面。
首先，将哲学思想、经学模式等同于整个秦汉文化，这本身就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哲学思想、学术主题固然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绝对不能等同于文化的全部。文化从总体上讲，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大层次，哲学思想、学术主题不过是观念文化中的一部分。它与其他观念文化，乃至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固然有内在的联系，但彼此之间毕竟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考察秦汉文化，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对当时的哲学思想，学术主题（如经学模式）的总结与评价，但尤为重要的应是对秦汉文化总体形态进行系统、完整的把握和揭示。如就制度文化而言，秦汉时期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日趋完备，这本身就是秦汉文化中极其辉煌的成就。又如就物质文化而言，秦汉时期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各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创造经济繁荣，共同抵御灾变威胁，使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同样是秦汉文化发展中的亮丽风景。再如就观念文化而言，秦汉时期除哲学、政治伦理学等获得长足发展外，史学、文学、艺术、兵学等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构筑起秦汉文化的璀璨殿堂。毫无疑义，秦汉文化具有极宽泛的范围，在广度上是无可比拟的，有的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是独特的、鲜明的（谶纬，画像砖等），有的文化现象则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独领风骚的（如史学、兵学），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汉唐精神，正是对秦汉时期文化取得整体发展、全面繁荣的贴切概括。因此，单纯以哲学思想、学术主题（经学）为指标评估秦汉文化，在研究客体对象的涵括上并不全面。
其次，有关秦汉文化的成就、价值及其历史地位的通行观点，衡之于具体史实，多有抵牾，不乏臆度不实之处。例如，关于秦汉时期的文学成就，论者大多持鄙薄否定的态度，认为大赋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其堆砌词藻，铺陈事物，在政治上服务于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价值取向，缺乏文学欣赏价值和艺术美感力量，固不足具论。然而，这样的判断很难成立。因为其一，如此看待大赋的功能与特点不公允（以下将另作辨析）；其二，大赋只是当时文学体裁的一种，并不能囊括整个秦汉文学。事实上，汉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它蕴含了中国多种文学体裁的萌芽，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宏丽的辞赋、朴实的汉诗及史传文学的空前发展，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抵。因此，就基本史实而言，学术界有关秦汉文化的不少论断和评价，并不能切中肯綮，与本相相去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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