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秦帝国诞生的秘密

  来源: 新闻午报

《帝国的终结》深刻探究了中华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是易中天迄今为止最为用力也最为看重的一部著作。如该书副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所昭示的，作者意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古代帝制的乖舛和荒谬。透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作者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国体制，给予抽丝剥茧式的剖析。该书承续了易氏著作生动、风趣、见解独到的一贯风格，讨论的是帝国体制命运这样的大问题。
秦始皇称“帝”，并非心血来潮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国的核心。我们知道，大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御前会议主要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帝国的元首从此称为“皇帝”，二是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许多人认为，改称“皇帝”，不过是为了满足秦始皇的虚荣心，柏杨甚至称之为“嬴政意淫”，并认为这说明他“智商平平”（《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依我说，这未免小看了秦始皇。不可否认，这里面确有虚荣心的成分。所谓“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帝与王原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王，是部落时代的称号。大一点的部落首领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诸侯国君也都称王，是为诸侯王。比如楚的国君，就不管周天子只给他封了个子爵，早就自说自话称王了。帝，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乱称的（战国末年，秦、齐均曾称帝，但不久即恢复称王），皇帝的称号则更是闻所未闻。人人得而称之的“人称”（王），岂如独一无二的“天号”（帝）?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秦始皇的更改名号，并非心血来潮。他并未将“秦”改为“周”或别的什么，就是证明。但不将“王”改为“皇帝”（或别的什么），却万万不行。因为就政权而言，秦还是秦，并没有变;但就国家而言，则“此秦”已非“彼秦”。过去那个“秦”是王国，现在这个“秦”是帝国。如果沿用“王”的称号，不但无以与已灭诸国相区别（六国国君均称“王”），也无法与周王室相区别（周天子也称“王”）。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秦皇帝则是实质上的“天下之主”，岂能混为一谈，统称为“王”?
其实，周天子自称为王，和秦始皇自称为皇帝一样，也是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那就是要把事实上的国家变成法理上的国家。现在，秦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事实上的帝国变成法理上的帝国。如不称帝，嬴政又怎么能给自己的帝国加冕?我们必须清楚，秦发动的这场“革命”，并不只是要换个“朝代”，而是要用一种新的制度（帝国制度）取代旧的制度（邦国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自称“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而且，正因为皇帝这一称号是帝国制度的象征，所以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君主，也都自称皇帝，没人再改称王。如此看来，柏杨先生的批评倒是显得“智商平平”。
不要以为称王或者称帝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要知道，“皇帝”与“郡县”共举，而“王制”则与“封建”并存。依旧称“王”，就意味着还要实行封建制。此为始皇所断然不能同意（李斯的建议不过“正合君心”而已）。因为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县制才是“一人独裁”。按照封建制（即邦国制），从王（天子）开始，到公、侯、伯、子、男，甚至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领地和特权。就连最低一级的贵族――士，也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可以在诸侯之间游走，高高在上的“王”则有如被架空的晁盖。然而在郡县制这里，天下臣民从黎庶（黔首）到官员无不听命于皇帝。进退兴废，乾纲独断;赏罚臧否，莫测天威;生杀予夺，一言九鼎，而且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一手创建帝国制度的秦始皇岂能称王而不称帝?
更何况，在邦国制度下，不但有至尊的“王”，还有至强的“霸”。王至尊，霸至强。至尊与至强，并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争霸还是合法的。这就会引起战乱，并最终威胁到王。因此，必须将至尊与至强统一起来，而这个统一体，就是皇帝。事实上秦始皇也没有仅仅满足于一个皇帝的虚名，更没有陶醉在春风得意之中，而是同时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步伐，而且雷厉风行，不容商榷。他统一了国土，统一了军队，统一了法律，统一了税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道路和车轨的宽度，统一了书写的文字，还试图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包括规定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以及所有的纪数都从六（天下分为六六三十六郡，车宽六尺，冠高六寸），这就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统一不等于一统；集权也未必专制，未必独裁
秦始皇的这些变革，多半被视为“统一大业”而备受推崇。然而人们在赞美其盖世伟业时，却往往忽视了背后的专制与集权。没错，统一不等于一统，集权也未必专制，未必独裁。有着各自宪法和民选政府的十三个State（州），在联邦宪法的框架下组成统一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就是统一而不一统;唐代政事堂制度，就是集权而不独裁。可见统一可以是多样，是和谐（多样统一）;也可以是多元，是共和（多元统一）;一统才是专制，并很容易由专制而独裁。显然，这里的关键是集权。因为分权必不专制，集权就很难讲。有专制的集权，有不专制的集权，还有半专制的集权（开明专制），这是一件麻烦事。
不过在秦始皇那里，这些都不成问题。对于秦始皇来说，统一和集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专制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当然，专制与帝制并不能打等号。不是皇帝也可以独裁（如萨达姆），有皇帝也未必专制（如君主立宪），但没有皇帝的帝国总归不像帝国，有一个皇帝的称号总归更加便于集权（这其实是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但意味着决策权和审批权，还意味着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最高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一切权力于一身，岂非集权?那么，皇帝有什么理由拥有这样一种绝对权力呢?没有。不但无理，而且有害。事实上，皇帝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正是导致许多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何况历史上的皇帝也五花八门。有汉献帝那样的傀儡皇帝，有晋惠帝那样的白痴皇帝，有明万历那样的罢工皇帝，还有许许多多几岁就登基的娃娃皇帝。然而，尽管这些皇帝实际上并不起什么作用，却没有一个人说不要皇帝，或者可以架空皇帝。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人们需要皇帝。有这么一个最高仲裁者在，至少让人觉得公平和公正还有希望（比如还可以“告御状”），让人觉得阳光和雨露总有一天会从天而降，刀兵盗匪之类的无妄之灾则可以幸免。
总之，有一个皇帝，我们就可以“做定了奴隶”，并享受太平。至于那些掌握了实权的阴谋家野心家，则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大家都要皇帝。一旦天下大乱，人们盼望“真命天子”的出世，就会如久旱之望云霓;而一旦所谓的“真命天子”君临天下，人们则不知欢欣雀跃为何如。
秦始皇的称帝正是顺应了这种要求。而且，他还为天下黎民派去了牧守。每郡设守（行政长官）、尉（军事长官）、监（监察专员）各一人，县则有县令或县长（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代表皇帝把帝国的阳光和雨露撒满人间。中枢机关则设立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总揽百官，相当于帝国的郡守;太尉掌握军事，相当于帝国的郡尉;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帝国的郡监。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并列的“官员代理制度”，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事实上，帝国的各种官制，包括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差不多都是秦草创的。秦，确实是帝国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它首屈一指的著作权人。
重农轻商―――使帝国陷入王朝更替轮回
“百代都行秦政治”。而秦王朝政治遗嘱的第一执行人，就是汉。
汉，是帝国制度成功的实践者。这个王朝享国达四百多年之久，在公元前后各经历二百年，全盛时期国内人口约六千万，势力范围和现今中国的疆域面积相当，在世界上唯有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提并论，在历史上则只有后期的大唐帝国可以并驾齐驱。这是一个历来被中国史家和作家极度恭维的朝代，它甚至被视为我们民族的代表和象征（汉人、汉语、汉字、汉学）。它创造的典章制度被多个朝代沿用，它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平民执政而非贵族世袭，恰是帝国不同于邦国之处。由是之故，我们宁肯把秦看作帝国制度的预备阶段和见习阶段，而把汉看作真正的“第一帝国”。
奇怪!秦为什么失败，汉为什么成功?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定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苦苦地思索:秦王朝为什么会如此短命?结论是“仁义不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秦王朝实行的是“暴政”。它甚至因此而被称作“暴秦”。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大秦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将中国从武力社会导入了权力社会，却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它并不需要动用暴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实现依靠暴力无法实现的目的。唯其如此，社会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才终究要从使用武力（典型暴力）走向使用运作成本较低的权力。而且，正因为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国时代的所谓“承平时期”，就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情调和安定祥和的氛围。同样，善于使用权力者，也用不着轻易动武，露出杀机。汉王朝统治者的高明，就在于他们把“硬打压”变成了“软控制”，成功地实现了从武力社会向权力社会的转型。
于是，高明的汉高祖刘邦，就做出了两个聪明的决定。一是将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简约到只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一句话，即“约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放弃那些暂时可以不要的盘剥，即“与民休息”。说起来那时也真苦，就连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纯色骏马驾驶的专车，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车，因此都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克己奉公。高祖的几个子孙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汉初规定地税不过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到三十分之一，不满千钱的贫困户还能得到国家救济。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自己则恭俭无为，不事更张。这样经过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国创立以来第一次被史家称羡不已，号称“文景之治”的相对安定繁荣局面。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汉初这几位皇帝的克制和让步，究竟有几分出于自愿，几分出于无奈。
这里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铸钱，比如土地私有，比如盐铁专卖，比如独尊儒术。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中央集权来进行的。事实上，统一和集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动声色地将某些有错或无错的藩国借故削除）。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已是全面出击，左右开弓，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一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其实这正是帝国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有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造成一个足以与自己抗衡的财力社会。欧洲的帝国和王国，就是被这样一些由民间资本形成的财力社会搞垮的。中华帝国的维护者们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预见到资本社会游戏规则对专制社会王纲道统的颠覆。他们当然也意识不到市场经济的自由本性是专制和集权的死敌，但却对工商业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敌视。比方说，后来明代江南商人沈万三出巨资赞助朱元璋修城墙，并表示愿意犒赏军队，却招致杀身之祸（后改为流放），便是证明。
正是出于这种忌恨和敌视，“重农抑商”的呼声在帝国的历史上不绝于耳，而且从来就是主流意识。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名为充实国都（内实京师），实则进行监控（外销奸滑），后来又将商人发配去修长城、戍五岭（《史记?秦始皇本纪》）。汉则甫一建立，便实行抑商政策，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吏”。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更确定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此后历朝历代在具体政策方面虽略有变更和松动，但对民间资本和财力社会的忌恨和敌视却不曾稍减。
事实证明，对民营工商业的遏制和打压，确实维护了帝国的生存，却使我们民族在进入近现代社会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帝国陷入王朝更替的轮回之中。
摘自《帝国的终结》 易中天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