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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网络 “处士”作为汉代通行的社会称谓，指行政体制之外的民间有才德的士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颜师古注说到“处士”的定义：“‘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后汉书•刘宽传》李贤注：“处士，有道而在家者。”《荀子•非十二子》以“处士”与“仕士”对 应，杨注：“处士，不仕者也。”根据这样的判断，可以将“处士”身份理解为在野的民间知识人。《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 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h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都是著名的“处士”参政后来成就大 功的史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辩议之辞言及“处士”：“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所谓“块然独处”，或许与“处士”称谓的由来有某种关系。而“寡偶少徒”，即社会交往有限，可能是这些人物通常的行为特征。“处士”模仿“许由”、“接舆”隐逸榜样，然而又自以为“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具备参政能力和行政资格。所谓“时虽不用”，然而可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者，体现出其自我政治期许其实是相当高的。
讨论“处士”参政以及成为“议士”的可能与行政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汉代政治生态应当是有益的。
一
战国时期是著名的动荡年代。当时“处士”曾经有活跃的表演。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司马迁《史记》中说 到的当时著名的“处士”，有《魏公子列传》所见“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刺客列传》荆轲的朋友“燕之处士田光先生”，《循吏列传》所 见“O叔敖者，楚之处士也”等。《田敬仲完世家》说到的活动于稷下“不治而议论”的“文学游说之士”中法家思想领袖慎到，张守节《正义》指出：“赵人，战 国时处士。”《孟子荀卿列传》说到“齐稷下先生”中的慎到，张守节《正义》：“《慎子》十卷，在法家，则战国时处士。”当时的文化形势，如《史记•李斯列 传》所说，正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毛公和薛公事迹所谓“藏于”民间，也说明当时的政治家搜求“处士”之不遗余力。《荀子•非十二子》：“古 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 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訾者也。”荀子具有批判倾向的话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处士”的活跃。
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的局面，促成了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竞争，中国文化于是呈示多元的自由的时代风格。然而实现大一统的执政者以为这样的思想文化形势 是不利于安定局面的形成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说：“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 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关于秦“患周之败”,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言因横议而败也。”秦王朝的决策集团认为周王朝覆亡 的首要原因是“处士横议”，于是推行“箝语烧书”的文化政策。《后汉书•申屠蟠传》中也可以看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_先驱，卒有坑儒 烧书之祸”的历史分析。秦王朝的思想压抑和舆论控制历来受到严厉指责，然而后来也有人基于政治体制变化的考虑予以理解。明代学者李贽在评论李斯建议“史官 非《秦记》皆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的上书时，批注一“毒”字，然而又写道：“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 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然而汉代士人的“焚书坑儒”批判，体现了对于秦文化政策的反思。当时的主流文化观念，对于文化专制主义持否定态度。如贾谊《过秦论》指出，秦 “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终于败亡，“岂不哀 哉！”
二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 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 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这是汉文帝时代的故事，一位治黄老之学的“处士”王生曾经被“召居廷中”，他对廷尉张释之说： 我的袜带松开了，你帮我系上！张释之跪下为他系紧袜带。王生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我这样做，“欲以重之”。这位王生见诸史册已是老 人，后来并没有显著政绩和精彩政论传世，只是以这样一个在“廷中”“聊辱廷尉，使跪结袜”的表演节目保留在历史记忆中。而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反映了朝廷“ 名臣”“诸公”对“处士”的尊重。
汉代社会中“处士”身份的个人前景因仕路开阔透见出光明。特别是在西汉王朝走向强盛的时代，执政当局比较注重从民间发掘人才，动员他们参与行政。尤其 是汉武帝时代，天子志在有为，一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于是“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篇末的赞语 写道，“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 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 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 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不仅“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在整个中国古代人才史上，汉武帝时代都可以称作光辉的一页。汉武帝不仅因个 人的眼光、个人的情趣和个人的魅力使得“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元光元年（前134）确立的察举制度，还实现了人才选拔体制的革新。
汉文帝时，已经有“贤良”、“孝廉”之选，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民间地主和部分自耕农人中选拔从政人员。名臣晁错就是曾经以“贤良文 学”之选，又经帝王亲自策试，得以升迁为中大夫的。不过，当时既没有规定选举的确定期限，也没有规定各地方选举的人数。也就是说，这种选举形式尚没有成为 完备的制度。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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