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国家的社会性劳动的编制（5）

  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三、官奴婢劳动及其编制


　　官奴婢是指犯了罪的本人，受其株连的家人、亲属以及受株连的同伍（五人组）的邻居等，其自由身份被国家剥夺并被划为奴婢身份的人们。高祖十年（前197年），趁高祖出征之际，韩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从此可知在中央各官府中，聚集了足以构成相当兵力的大量的官奴婢和刑徒。


　　有关官奴婢的数量，从西汉后期贡禹的提议中可以推测出。贡禹在提议解放官奴婢，还其为庶人，让其替代关东的戍卒担当北方边境的警备时说到：“又诸官奴婢十万馀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汉书》卷七二本传）。这1O万余人的官奴婢，大概是被分配到中都官府的官奴婢。除这些被分配到中都官府的官奴婢外，在分布在北边、西边的由太仆管理的36个牧场里，还有“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汉书》卷五景帝中元六年如淳注引《汉仪注》）。王莽时期，因铸造私铸钱受株连而成为官奴婢，并被送往钟官（铸钱官）的人，据说其数目达数十万（《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地皇二年[21年]条）。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可以想象西汉后期，主要在长安的各官府里，聚集了十数万的官奴婢。


　　这十数万的官奴婢被分派到中央各官府。除上记的太仆、钟官以外，还有例如丞相府内管理时刻的官奴婢（孙星衍校订《汉旧仪》卷上）；上林苑内饲养鹿的官奴婢（同《汉旧仪》卷下）；并且掌管宫廷食物的太官、汤官处还各分派有3000人的官奴婢（《太平御览》卷二二九引《汉旧仪》）。这些官奴婢的劳动与其分属的官府所担当的职掌有关。此外，还配备一些官奴婢以维持官府自身的运营。例如，西汉末的傅太后命令谒者廉价搜购各官府的官奴婢，当买到担任长安城内治安的执金吾（中尉）府中的八个官奴婢时，被人告发（《汉书》卷七七《毋将隆传》）。无法想象执金吾府内的官奴婢从事与执金吾职掌有关的劳役，因此这些官奴婢应该是从事与维持执金吾府运营有关的劳役。从此可知其他的各官府中也配备有用于杂役的官奴婢。如上所述，官奴婢主要被分派到中央各官府，从事和所属官府的职掌有关的劳役，或从事为维持官府自身运营的各种劳役。


　　在此还需考虑的问题，是这十数万的官奴婢与数万的中都官的刑徒，合计达二十万的劳动力的维持。上述的贡禹说到官奴婢十余万人每年需要五六亿钱，其实还不仅仅这些。随着以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为顶点的杨可的告缗令的实施，全国的中家层及以上阶层，特别以商人为主的人们的财物、奴婢、田地被大量没收。特别被没收的奴婢，以千、万为单位进行计算，并且总体情况为“其没人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e乃足”（《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汉代的兵士人均一年的谷物消费量约为20石【15】，因此400万石可给养的人口约是20万人。此次从关东（以河南、河北省为中心的区域）输送400万石谷物的事例，到西汉后期作为典故被制度化，并且为输送谷物，动员了关东一带6万人的卒（徭役）（《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耿寿昌，宣帝五凤年间上奏）。从上述的内容可知，在武帝中期至西汉后期的首都长安，聚集有合计近20万人的官奴婢和中都官刑徒。


　　他们在根据中央性需求的劳动编制下从事各种劳动，并且通过由6万人的徭役劳动力从关东搬运而来的达400万石的谷物赖以生存【16】。


    结语――汉代的社会性劳动编制的特性


　　汉代由国家进行的社会性劳动的组织编制，基本是由以下的强制劳动――即每年约达一百五十万人，从编户百姓征召来的徭役劳动；聚集在全国二千所监狱内的数十万人的刑徒劳动；主要聚集、分配在首都的中央各官府的数万人的刑徒和十数万人的官奴婢劳动――构成。此外作为“徭役”，国家每年还编制合计达七八十万人的军役。这些军役包括每年数十万人的担当地方郡国的军役、吏役的甲卒（正），及每年数十万守卫边境、中央各官府的戍卒。


　　人数达二百万人的强制劳动力，在西汉时接受约十二三万；东汉时期约为十五万人的官僚、官吏的指挥，并根据中央性需求、地方性需求以及广大区域性需求被组织编制。以下，作为拙文的结束部分，考察此社会性编制的总体特性。


　　首先必须指出，社会性劳动的编制，不论徭役、刑徒，都是以县、郡为基本单位进行集中、组编的。作为地方力役的更徭是以在县内从事劳动（居更）为制度的根本，刑徒主要是由县的狱司空进行管理。并且，由于徭役是以郡县为核心进行编制，因此，在当地郡县内完成的徭役被称为内徭，而在郡外、包括在首都完成的徭役都被称为外徭。此特性不仅存在根据郡县层次的需求进行的地域编制中，还贯彻根据中央性需求的全国性编制和广大区域性编制中。如此，徭役劳动、刑徒劳动在郡县层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


　　以郡县为基础的社会性劳动的聚集、编制，及以其为基础的全国性编制、广大区域性编制的存在状况，与租税的收取、蓄积及中央财政编制的存在状况完全相同。两汉时期，编户百姓担负的田租、算赋、口赋、过更钱等租税，全都蓄积在郡县。然后作为赋（献费），中央政府让各郡国上贡相当于各郡国人口数乘以63钱后所得金额的现钱、纺织品等财物，以便组织安排中央财政。此外，中央政府还根据自己的必要性，随时向地方郡国征收财物（委输），对在边郡和内郡出现的财物需求，也指示转送内郡与边郡之间、内郡与内郡之间的财物（调度），即对财物进行广大区域的编制【17】。因此在汉代，人（社会性劳动）与物（财物），首先都是在地方郡县被蓄积和编制，行政的根本是被地方官府所掌握。


　　其次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央性需求、及以其为根据的劳动编制的特性。以皇帝、官僚、中央各官府为首的中央的直接性需求，是由将作大匠、少府等的制造官厅指挥下的劳动编制来完成，而将作大匠、少府等的制造官厅则使用分派在各官府的十数万人的官奴婢；及配备在26个诏狱中的数万人的中都官的徒。当这些通常的劳动编制无法完成的劳动需求出现时，例如修建帝陵、宫殿、城墙，就以首都周边诸郡县为主，全国性地组织编制徭役、刑徒劳动。建立在中央性需求上的劳动编制，以官奴婢和中都官徒为核心，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制度。


　　最后，最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区域性编制的特性。位于中央和地方郡县之间的各种广大区域的需求，例如跨数郡规模的治水及水利事业、通信及交通事业的劳动编制，是以从中央派遣而来的谒者为指挥、监督官，编组该区域的徭役、刑徒及雇佣劳动来进行。虽然广大区域性需求是经常性需求，但只有在波及广大区域的灾害发生，或皇帝巡幸的特别机会时才被．临时编制。换句话说就是处于连接中央和地方郡县之间的中间层的广大区域性劳动编制的制度还不完备。这就好象中间涂满蛋糊的三明治一样，有坚实的上下两层，却没有坚实的中间层。


　　行政的根本在地方官府，位于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县政府之间的广大区域行政的不成熟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社会性劳动编制的领域。例如流通、贸易领域也存在同样问题。地方的郡或县内设有市，首都也设有多个市，并且管理郡县层与中央层的贸易、流通的制度，从战国时期以来就被整理完备。然而，在汉代的地方郡县和中央层之间，虽然存在14个以6种方言地区为背景的广大流通贸易圈，但与这些广大流通贸易圈相对应的行政机关，从王莽时期起开始初步尝试将其制度化以来，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因此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虽然汉代还设置了l3个州，但州是地方官的监察机关，并不是为广大区域行政而设立的机关。某后州虽然一度成为广大区域的行政机构，但到六朝时就已经变成几乎和郡一样的地方行政机构了。


　　广大区域行政始于唐末的节度使对其行政区域的统治，到宋代的路、明清的省的设立，广大区域行政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以实现。但是，因宋代之后的社会有了很大发展，所以从顺应宋代之后社会发展情况的角度来看，广大区域行政不成熟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广大区域行政的不成熟究竟存在何方？因什么而不成熟？是以何种社会性、结构性的根据而一直保持不成熟性？这些问题，不仅对汉代国家，在考察中国前近代的专制国家的特性时，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拙文在探讨汉代的社会性劳动编制时，引申出来的更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