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与征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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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秦及汉，中国进入了封建集权时代，统治者需要大批为它效命的人才，出现了多种人才选拔方式并行的局面，选官办法其实有四种：一是“纳赀”，二是“任子”，三是“察举”，四是“征辟”。 所谓“纳赀”，实质上是公开的买官卖官，即交纳一定的钱财就可以取得入选作官的资格；所谓“任子”，应该是“世卿世禄制”的延续，被后世王朝继承下来，形成“门荫制度”。汉代的“任子制”，只适用于高级官吏，即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一定的年限（通常为三年），就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官，充当皇帝的侍从。
比较有意义的是“察举”和“征辟”，所谓“察举”，就是考察推举，始于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孝敬廉洁者）、秀才（才能优秀者）、明经（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
所谓“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比如，幽默滑稽的东方朔本为一介平民，但却在汉武帝征召时通过上书自荐到武帝身边任职，并且运用它的幽默才智劝谏汉武帝的某些决策。汉代文学家和哲学家扬雄则是由于汉成帝赏识他的文才被直接征召到宫里担任给事黄门郎（侍从皇帝，传达命令的官员）。撰写《汉书》的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被征召，有一些曲折的经历，他因为在家中撰写《汉书》，以私作国史罪被告发，遭逮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为其奔走上诉，并把书稿送至京师，汉明帝读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学，特召他入宫任兰台令史（负责管理档案的官员）。科学家张衡也是因为声名远播，被汉安帝征召为郎中，后又升为太史令（负责天文与历史的官员）。
单就“察举制”和“征辟制”而言，它确实打破了贵族阶级垄断统治机器的局面，与“世卿世禄制”比起来，无疑是一种进步；与“客卿制”比起来，其选拔的范围更加广泛，从而保证了两汉王朝对统治人才的需求。然而，它的弊病也与生俱来，首先，被察举和征辟的人，要求“才高名重”，为社会舆论所推崇，结果许多士大夫故意修饰自己的品行，借以传播名声，抬高身价，有的甚至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真才实学反而被抛于脑后；其次，随着政治腐败，豪门大族贿赂请托，舞弊盛行，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因此有谚语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程裕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