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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摘自《历史研究》 再看第二个变化。
西汉宰相制度真正在形式上也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在这之前，名为三公理政，实际上丞相权力独重；在这之后，采纳大臣何武建议，改革为三公鼎立制度，即丞相名称不变，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与武帝时早已由太尉改名的大司马一起，“增奉如丞相”。从此三公地位平等，丞相不再独揽大权。这是一次依儒家学说实行的重大改革，后代的三公制严格说应始于此。
为什么进行这项改革？不少书也说是皇帝为了削弱、分散相权。然而正象汉武帝时一样，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如前所述，成帝统治二十多年并不存在相权对君权的威胁。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有意识削弱、分散相权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当然，主相之间矛盾是有的，但均与相权大小没有关系。如匡衡因侵占国有土地，“专地盗土”，被免相。王商因与领尚书事王凤矛盾，受他陷害而死，成帝为此还同情王商，对王凤不满。翟方进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恰逢天变，成帝归咎于他，被迫自杀。至于薛宣，因经术浅为成帝所轻，后被借口统治无能，镇压农民起义不力免相，与上面几个人原来一直受信任和尊重有所不同，但在和成帝的矛盾主要不属权力之争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
其次，何武建议本身也提供了不存在上述指导思想的有力证据。何武说，其所以应改革是因为“末俗文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就是说，是为了提高统治效率。考之成帝后期，政治腐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到改革宰相制度的这一年，甚至连诏令也不得不承认“百姓怨望者众”。面对这一局势，封建政治家、思想家把它归咎于宰相统治不力，想通过三公鼎立，分工负责，以挽救摇摇欲坠之统治，是可以理解的。
再次，在这次改革后仅仅过了三年，于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因议者多以为这次改革“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经大司空朱博奏请，又恢复了绥和以前旧制。如果原来确系出于皇帝削弱相权的意图而改革，照说从武帝以来为此斗争了一百多年，好容易达到在制度上加以固定的目的，岂能刚过三年便又改回去呢？而且这时丞相是孔光，朱博和他有矛盾，正在设法排挤他，如非出于统治效率之考虑，就不会奏请此事，让孔光扩大权力。
哀帝恢复绥和以前旧制后，过了四年，至元寿二年(前1年)又重新实行三公鼎立制度，并进一步把丞相改称大司徒，这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从当时背景看，也不是出于君权、相权之争，而是为了尊宠董贤的缘故。据《汉书》卷九三《佞幸董贤传》，很早以来哀帝就宠幸他，后来又以他为大司马，甚至想禅位给他，以侍中王闳谏作罢。而在旧制下，丞相地位高于大司马，不符哀帝心意；董贤又年青，才二十多岁，西汉没有年青人当丞相的先例。于是“正三公官分职”的办法便被提了出来，不但恢复三公鼎立制度，而且把大司马班在首位。不过把丞相地位压到大司马下面，和秦汉以来旧制冲突厉害，便又依儒家三公学说将丞相之名改为大司徒，巧妙地掩饰新制的缺陷。哀帝的心意，丞相孔光十分清楚，极力迎合。在这次改制前，哀帝让董贤拜访孔光，尽管董贤父亲董恭当过孔光属吏，董贤作为大司马地位又在孔光之下，但孔光“知上欲尊宠贤”，竟放下丞相架子，“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均敌之礼”。王夫之曾痛斥孔光之行是“执臣主之礼”。然因哀帝高兴，孔光不但稳固了自己官位，而且两个侄子也因此得以拜官。由此可见，元寿二年的改制，表面上丞相权力分散，地位降低，然究哀帝之动机不但不是出于君权、相权之争，恰恰相反，而是孔光为进一步讨取哀帝欢心，一致尊宠董贤的结果。当然，这是一种衰世的不正常现象，也不能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志。
总之，汉成帝以后三公鼎立制度之建立，虽然和汉武帝之改革相比，历史背景、国力强弱相差很大，具体措施也不一样，但就其基本指导思想言，总的来说却是相同的。即都不是出于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需要，而是为了通过改革，加强统治，维护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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