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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摘自《历史研究》 最后，按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它们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武帝的决策。
基于以上情况，汉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逐步摸索出以下办法来弥补旧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应对者达百余人。由于实行这一措施，几年中“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至前130年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这次对策者又有百余人。《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证明武帝是因为“朝廷多事”，所以要广泛听取全国士人的谋略。《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列传》：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与徐乐、严安在一起。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爱才若渴之状跃然纸上。《史记》卷一二六《东方朔列传》：东方朔上书公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东方朔在大政方针上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明见解，然而武帝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奏牍耐心读完，可见他是如何注意听取四方士人意见。这样一来，就大大弥补了几个宰相所提供的谋略之不足。
第二，为了把种种建议仔细研究，付诸实施，武帝进一步从对策及上书人中“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待以不次之位”。象主父偃，甚至岁中四迁；有些则用为相当于后来中朝官的中大夫、侍中等官，“并在左右”，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这些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干，多智谋，可以给武帝制定内外政策提供宝贵意见。另一面，为了共同研究和决策需要，或许原归丞相、御史两府保管的一部分资料也逐渐转归近臣尚书了。同时这些“腹心之臣”因为常在左右，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召见，共商对策。加上他们官位低，礼节简便，甚至可以“俳优畜之”。特别重要的是，在重大决策上还可以让他们与宰相大臣辩论。通过辩论，既可对双方建议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后决定取舍；同时如果这些近臣正确，以此方式否定宰相大臣意见也比较委婉。《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严助拜为中大夫，“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大臣数黜”。如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告急，武帝问太尉田`，田`力主不救；严助和他辩论，理由充足。于是武帝曰：“太尉不足与计”，坚决出兵援救。由此可见，将有才干而身份低的人置于左右，主要是武帝为弥补宰相制度之不足的又一措施。后来昭帝、宣帝的中朝官以及重用尚书的制度，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第三，有了好的决策，按制度仍得通过宰相执行，如果宰相才干差，统治效率仍然不高，所以武帝又从对策者和一般官吏中，经过考验，将最杰出的人才提拔为宰相。这一类宰相的代表便是公孙弘。他出身贫穷，因贤良对策第一得到武帝赏识，由博士起家，最后擢升丞相。按旧制，常以列侯为丞相，汉文帝已破格擢升，以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再封列侯，但申屠嘉毕竟仍是功臣；这次汉武帝进一步打破旧制，提拔“布衣”公孙弘为丞相，然后封侯，“其后以为故事”。这是针对列侯为相多无能的状况，采取的一项大胆改革。类似情况还可举出张汤。汤原为刀笔小吏，得武帝赏识，一直升到御史大夫，“数行丞相事”。此外，倪宽贫穷，“时行赁作，带经而锄”，因武帝奇其才，由小吏擢中大夫，升至御史大夫；韩安国出身并不高贵，“为人多大略”，迁御史大夫，“天子以为国器”，曾行丞相事，本已准备用为丞相，因坠车伤脚而罢。可见，凡武帝赏识有才干的人，只要中间不出问题，都先后用为宰相，并不害怕会构成对君权之威胁。
对于以上三项措施，过去有另一种解释，即主张简拔士人为近臣，使与大臣辩论，是武帝嫌相权太重，有意收其权于左右；而提升布衣公孙弘为丞相再封侯，则是武帝压制列侯的一种手段。认为在此之前，列侯已发展成政治上“对抗皇帝的一个势力”，常以列侯为丞相，“不是君主的专制政治，而是列侯的共和政治”。
这种解释并不符合武帝的指导思想。
首先，如前所述，从汉初以来基本上没有产生这种指导思想的政治基础。即就武帝在位期间而言，据《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前后十三任丞相，有哪一任丞相的才干和威望足以与武帝对抗，或与武帝在政治上发生尖锐冲突，形成了对君权的威胁呢？没有，一个也没有。既然如此，武帝有什么必要处心积虑采取一个又一个措施去打击、削弱相权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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