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考察(5)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
宋代产生了理学，它究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对其进行评价？在这方面，恐怕更难取得一致意见。目前我国多数研究者认为，理学的形成最明显不过地说明宋代社会已处于僵化、腐朽的状态，迫切需要从思想上维护行将衰亡的封建统治秩序。而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从哲学高度论证了地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强化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妄图挽狂澜于既倒。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了宋以后统治者的御用工具。
我个人认为，这样分析理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和评价其历史作用，是值得商榷的。
前面说过，宋代曾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社会生产力有长足的进步，阶级关系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整个社会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充满活力地继续向前发展。只是由于金兵南下、土地兼并及下面还要谈及的社会伦理关系混乱等问题，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碍和困难，迫切地需要加以解决。因此，有宋一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活跃景象。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又为这种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可以这样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它的昌盛兴旺，除了人们交口称赞的“三大发明”而外，还表现为当时政治、思想、科学、文学方面都出现了新潮流，我认为，不妨称之为“四大运动”。这四大运动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政治改革运动、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运动、以沈括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运动和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毋庸置疑，这四个方面的运动都是为巩固和改进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其成员都是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殚思竭虑。理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故揭露其阶级实质，至属必要。不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运动又有它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它们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过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倘若我们对于王安石、沈括、欧阳修的学说与成就给予充分地肯定和高度的赞扬，而将朱熹的新儒学摈斥入另册，认为它只是谬误与反动的思潮，恐怕是有失允当的。
在一篇短短的文字里，我们无法对博大精深的理学做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这里只想结合宋代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说明它为何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一面。
首先，新儒学的社会基础是品官地主。
前面说过，品官地主取代门阀地主的支配地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新陈代谢，是历史的进步。过去许多论者认为朱熹所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或者说他代表的是中小地主，看来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事实上，有宋一代的一大批颇有作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界人物，包括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沈括等人，都是品官地主的成员。他们原来的出身，有的显赫，有的低微，在跻身品官地主行列后，对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往往与最高当权者和官僚集团中的腐败势力形成尖锐矛盾，发生斗争。新儒学可以说是在品官地主内酝酿形成的一种思潮，是品官地主的思想理论体系。它经历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等人，至朱熹时最后完成。朱熹以一布衣，于十九岁登进士第，二十二岁除泉州同安主簿，后知南康、漳州、潭州等地，长期的地方仕宦生涯使他较为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体察民间疾苦，提出过许多匡世济时的政治、经济主张。为实行这些主张，他并不顾及个人安危，始终不渝。譬如，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熹被拜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按规定是进讲《大学》，朱熹便利用这个机会敦请皇上：“反复访问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宁宗听后，十分恼怒，斥道：“初除某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对他的谏进，全然否定：“朱某所言多不可用；”[23]结果将朱熹逐出宫廷。后来，韩腚欣咳ǎ进一步打击朱熹，称道学为“伪学”，这时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自称“头常如粘在颈上”[24]但他仍不甘沉默，“草封事数万言”，欲再进谏，因弟子纷纷劝阻，方“取奏稿焚之”[25]。朱熹登第五十年，出任中央与地方官只有十二年，生活经历十分坎坷，主要是许多政见与当权者不合，或者触犯了某些集团的利益。从政不得志后，朱熹辄全力从事授业与著述，其学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其次，理学的产生，直接受到了当时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从人类认识史角度说，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我们知道，汉武帝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家思想于一尊，使儒学权威化。但是，这时的儒家思想也就被粗俗化，即只是用神学迷信的色彩加以涂饰。因此到了魏晋时期，儒家的地位便大大动摇。唐代统治阶级希图用提倡佛、道的办法，以代替或辅翼儒学的统治，但未取得成功。这时一些思想家开始醒悟到只有儒家一套经世济民思想，才是治国安邦之本。因此自韩愈始，便积极致力于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运动，而完成此项事业的，则是宋代思想家。由于宋代科学文化发展高潮的推动，一批思想家才有可能摆脱“天人感应”及“谶纬之学”的神道说教，力求更科学地从宇宙本体上考察世界、说明世界，提出了理、气及其演变规律的学说，使整个儒家学说建立在哲学理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就人类认识史而言，这应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对此，或有论者颇持异议。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李约瑟博士对理学的产生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见解。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汉代以前“迷信习俗大行于中国，一如所有其他古代文化。占卜、星命学、风水学、相术、吉凶日之选择，火及鬼神之说，皆为中国古代与中古思想家之一般思想背景。”但是，“中国富批评精神之人文主义，到宋代（西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而极盛，此时各类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动力达于顶点，对宇宙探科学观之伟大哲学成就（即理学），亦肇端于此时，此殊富意义。人文主义运动与哲学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于十世纪末叶――此时欧洲远不能望中国之项背也。”他还说，宋代确系中国科学最绚烂的时期，“大体说来，西元一○○○年到一一○○年间，是理学先驱相继崛起的期间，其后百年适符朱熹的一生，而该运动的机势则历久不衰，一直延续到宋朝覆亡，约于西元一二七五年。”他进一步认为：“理学家的世界观显然是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极为一致。”“富蕴科学物质的理学，此后便与理论、实用科学的各项活动齐头并进，大放异彩。”[26]把上述一番话说得再简明些，就是：宋代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力达到了顶点，因而出现了对宇宙采取科学见解的伟大成就，即理学。这是当时欧洲所远不能及的。理学家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极为一致。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深入探讨理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非止李约瑟博士一人。日本学者山田庆儿便著有《朱子的自然学》一书[27]，对朱熹的自然科学见解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详密的考述，他称朱熹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科学家”。李约瑟、山田庆儿等的研究，当然不是海外淡瀛。朱熹自幼年起即爱思索天体的奥秘，成年后注释过丹经之祖的参同契，其著作中颇多天体与气象等的论述，近年在福建还发现了朱熹研究自然科学的遗址和墨迹[28]。凡此种种都表明了理学的产生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