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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其次，有宋一代出现的另一社会问题是土地买卖的机会增加，地权转移频繁，造成了双重的社会效果。
前面说过，迄于唐代，土地买卖还不是到处可见的，门阀地主的土地主要不是靠购买而得。至宋则不然，随着世族势力的衰亡和品官地主的兴起，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流动和新陈代谢加快，做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很难长期稳定在一定人员的手中，地权转移加快。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使土地卷入商品交换领域，进行买卖成了公开合法之事。顾炎武对此观察的很深刻，他说：汉代称兼并土地的人为“豪民”，唐称为“兼并之徒”，而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19]由被指称“兼并之徒”到公然誉为“田主”，变化可谓昭然。地权转移加速，带来两种社会效果：一方面，是产生了新的土地兼并。北宋仁宗时，“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20]南宋时，情况更有发展，大将张浚，至少有田六十万亩。陆九渊说：“然在一邑中，……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即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21]土地兼并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引起农民的反抗。宋代有些农民起义，即因此而发。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消除以往的庄园农奴制，使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朝着以租佃关系为主的方向发展。诚如漆侠同志所说：“由土地买卖而引起的土地转移的加剧，使一些老牌地主受到重大打击，一些握有雄厚货币力量的商人转化为地主，这对于破坏世世代代的主奴关系、发展封建租佃制是有利的。”[22]前面说过，宋代农民所受的封建束缚有所削弱，有了转佃的自由，就和这种土地商品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
关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我们也应作两面观。一方面，它说明宋代农民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受着相当沉重的奴役和剥削，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因而提出如此大胆而响亮的口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想见，这个口号在唐代是不可能提出的。那时，广大无地农民是门阀地主的部曲、徒附，全部人身都由庄园主支配，世世代代处于农奴地位，谈不上经济上有什么平等、独立的要求。迄于宋代，农民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日渐松驰，他们在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进一步在经济领域提出要求，完全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总之，对于宋代社会出现的土地兼并及农民起义提出的新口号，应该看作是封建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现象，它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在新历史阶段的表现，表明了宋代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着阶级的对抗。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视为封建社会已“江河日下”的标志和征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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