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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一部中国封建历史，从头到尾，贯穿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进程，这是历史基本事实。此外还应有几点认识：一方面，君主专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都是秦始皇、明太祖式的；另一方面，在有的时期，有的方面，君主专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和削弱，从而制约着皇权无限制膨胀，修正着封建体制使在正常轨道上运行。现以宋代为例，对历史的这一副线侧流试作揭示。
一、背景：激进思潮的隐现
唐末五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纲常败坏，饱受苦难的广大人民对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已司空见惯。他们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君主并不那么神圣，并不是社会和历史的惟一。正如安重荣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入宋以来，虽政权稳定，但封建剥削压迫并没有减轻，尤其是均田制破坏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加以士族门阀制度荡然无存，人们的社会角色不再固定，黎民百姓强化了自我、自立意识。
宋仁宗时的一个初冬，开封一带喜获丰收，到处是安乐景象。宋祁来到野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铮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大笑之后，说了一段令人惊骇的话：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A，夏阳之暴，我且p竭作，杨芟壑校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丞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勉强以希帝力也！
言毕，竟扬长而去。
在中国古代史中，像这样珍贵的史料是罕见的。一个天子脚下的普通农民，在正常环境中，面对朝廷高官，随口道出如此有条理、无所顾忌而深刻的言论，简直可以视为宋代农民的宣言。其意义有以下几点：(1)老农先是嘲笑，劈头一句即斥责宋祁提问的观念太鄙陋；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不懂农事；义正辞严地批驳之后转身而去，显出不屑与之深谈的神气。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2)老农认为获得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与皇帝无关；(3)由此看出农民不畏权贵，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说，所谓至高无上的天和皇帝与他们的幸福并无关系，一切靠自己争取；(4)反映了农民大无畏的精神及充满自信、自强、自尊。这位社会底层农民思想的言论，代表了宋代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的新观念，无疑是反正统、反封建的，可以说是一丝激进思潮的曙光。
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赣州，我们还发现平民百姓公开谴责皇帝的言行。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注：《鸡肋编》卷下。）将宋徽宗视为无道之君，拒不使用带其年号的货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昏君的不满和蔑视。至于像一串鞭炮贯穿两宋的农民起义火花，则是人民对君主专制的武器批判。
在思想界也涌动着一股激进思潮。佛教尤其是禅宗，盛行呵祖骂佛，不守戒律，叛离教义，放纵自身，不肯出世而积极入世，可视为冲破宗教思想的篱笆而求解放或另谋生路。在儒学领域内，则流行着疑经变古之风。激进者如刘敞，对经书几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皆断以自己的新见解；又如陆九渊，竟宣扬“六经是我注脚”，将个人的观点凌驾在经典之上，而且“好为呵佛骂祖（即指责孔孟）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究夫子”，实属离经叛道。民间异端思想家龙昌期又是一个典型。他以“议论怪僻”而著名，至“以周公为周之贼”。但在家乡四川很有影响，许多知名之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大臣文彦博对他也颇赏识，推荐其做官。宋仁宗让他进上所撰经义后，非但不责怪，反赐五品服及金帛。可见皇帝和部分大臣并不以为非。北宋末年晁说之言：“呜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谓极矣。乃独于六经之义，鄙弃先儒而日逞，后生锐气，角为新说，不知其何以邪！”由此可知，宋代思想界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不可侵犯。推而广之，在政治上也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权威：“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是以私于其亲与故者”。所指正是皇帝本人。至南宋末年，更激进的民间思想家邓牧反对所有的专制君主，指出：“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毫不客气地撕下了君主神圣的面具。在人格等方面，他们认为与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平等的。建炎南渡时，朝廷曾有令“禁止士大夫搬家”，引起士大夫的强烈不满：“议者咸云：‘天子六宫过江静处，我辈岂不是人！’”臣都是人，都有保护家人的责任和与家人团聚的权利，皇帝不应独享此特权。
广大在野的知识分子不甘寂寞，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表现在科举制的完善与开放后，取士不问乡贯门第，贫寒之士通过努力便可入仕实现抱负。议政表现在草泽上书、直言极谏朝政得失乃至皇帝本人，或者是著书立说流传于世，或者是集体清谈咳唾风云。京东郓州士子，即以谤议官政而闻名全国：“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更有狂狷之士，敢于冒犯宰相。宋真宗时曾逢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上，指着他大叫：“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王旦则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以上事实，尽管有的属个案，但仍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历史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从而使人们敢于放言，趋向激进。
二、基本理论：与皇帝共天下
上述情况，对宋代士大夫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分析起来，大约有三：一是在传统基础上，作为统治阶级必须维护利用皇权，从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二是在历史背景中，作为士大夫集团，必须更多地发挥主导作用和制定贯彻大计方针，从而校正皇权，企图避免独裁所带来的失误与危害，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三是在时代氛围中，作为社会成员和文化精英，他们往往敢于冒犯皇帝，从而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于是一个新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要害即与皇帝共天下。这就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陈桥兵变之后，赵宋以史为鉴，对武人格外防范，奉行崇文抑武政策：“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儒道的载体士大夫，因而进入一个犹如春天的时代。“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以儒立国及待士大夫有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重用士大夫。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宋太宗曾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相应的是抑制武人。无前代出将入相之说，相可以出将，但将不可入相。如南宋理宗淳佑时，曾任命武将出身的赵葵为相，他四次上表力辞，“言者以宰相须用读书人”，寻罢相。士大夫集团从朝廷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而排斥武人。(2)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传说“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誓碑究竟有无暂且不论，但其基本精神却是贯彻实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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