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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4.回朝赐宴。自真宗朝开始，三衙回朝朝见皇帝例得赐宴，据《长编》卷84记载：“镇定路都部署、步军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王能来朝。故事，节帅陛见必赐宴，掌兵者则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马军帅曹璨等皆当侍立，品秩非便。乃诏璨等悉与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
5.揖见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权重，仪制煊赫，三衙见宰相，须执礼甚恭，《文献通考》卷58《职官十二》引沈括《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但宰相也要以礼相还，如仁宗朝王曾为相，“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杨崇勋尝诣中书白事，属微雨新霁，崇勋穿泥T直登阶，曾颔之，不以常礼延坐”。[7]（卷103）杨崇勋虽不得预坐，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礼”即通常情况下宰相是要给三衙设坐的。
6.借官马。三衙皆可借官马，罢职后也可继续留用。仁宗庆历年间以前的制度是“旧制：凡管军皆借马五匹，至罢，犹借留”，庆历八年遂：“诏群牧司，自今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落管军，各赐所借马三匹，殿前、马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匹；军都指挥使一匹。”[7]（卷165）
7.得亲兵牙队。宋太祖乾德四年，开始严令殿前、侍卫诸军帅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军中骁勇者自为牙队。宋夏战争爆发后，这一政策有所松动，神宗朝就具体规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选派军兵为亲兵牙队。如元丰四年当于熙河统兵的宦官李宪要求“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挥，为臣亲兵”时，宋神宗即亲笔批复予以驳回，并说明：“所乞亲兵牙队，至管军方许，可札与李宪令知。”[7]（卷313）
8.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节度使者，经郊祀后可以与现任宰相、枢密院长官一样追封三代祖先为官。如太宗朝刘廷翰为殿前都指挥使，“尝与郊祀恩，当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讳，上为撰名亲书赐之”。[10]（《刘廷翰传》）神宗元丰初年，贾逵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请不俟郊赦赠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亲之志，其特听之’”。[10]（《贾逵传》）
9.丧仪。北宋对三衙将帅丧仪的制度，包括：皇帝辍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挥使、保静节度使蔚昭敏卒，赠侍中。故事，罢朝一日，诏特罢二日”。[7]（卷102）皇帝还时常亲临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节度使卢政卒。辍视朝，临奠之，赠开府仪同三司”。[7]（卷315）追赠官职，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质、贾逵皆赠侍中；神宗朝之后，殿前都、副指挥使多得赠开府仪同三司，刘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节度使者，又可得谥号，如“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节度使彭睿卒……法当得谥”。[7]（卷106）荫补子弟为官，如：“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秦凤等路副总管向宝卒，推恩外又许其家陈乞二人差遣。”[7]（卷299）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属还可以借官宅操办丧事，如神宗朝规定：“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7]（卷261）。
三衙地位的前后变化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经历有一个由低趋高的动态变化过程，如欧阳修《归田录》卷1记载：“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座，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南宋大学者朱熹对此事的解释“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11]（卷128）堪称一语破的。
大致说来，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三衙地位显赫，石守信、王审琦等“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7]（卷1）为众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及太宗、真宗两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地下降趋势。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宝元、康定之间”，一方面是“重文轻武”的政策达到顶点，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12]（卷59《议战》）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13]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然而，从庆历三年“庆历新政”开始，也就是欧阳修“余作舍人”之时，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逐渐向“重文但不轻武”轻变，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即所谓“三衙渐重”。
此后，除元v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诸帝皆有志于对外用兵，尊宠将帅在所难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如神宗朝熙宁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等言：往军器监与权判监刘奉世等会议军器。上批：“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寺监小官，岂可呼召使赴期会？尊卑倒置，理势不顺，自今止令移文定议。”[7]（卷274）宋人评论此事说：“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达到了“为极品之官”[14]（卷192）的顶点。像政和四年六月，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管军为武臣极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为次等，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遂诏送礼制局，“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从之”。[4]（职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将帅，不能参政。”[8](P552)限制武将，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是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10]（《梁周翰传》）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自梁、晋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从总体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
当然，限制将帅的参政权，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其实，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别陈利见，即关报x门，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10]（《张耆传》）杨崇勋，“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10]（《杨崇勋传》）仁宗朝的郭承v，“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云”；[15]（《郭承v传》）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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