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5)

  来源: 中国经济史研究

宋代的社会是比较开放和具有活力的，这个活力主要来自于，在打破了土族贵族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庄园农奴制时代那种阶级结构、身份结构相对凝滞固定化的格局之后，不仅社会成员客观上拥有了在封建社会内部各阶级阶层、各种身份职业之间流动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得到了政府政策上的承认。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处于社会基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通过兼业而闯出的这条自由之路，对于调整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其意义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比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化要深远得多，巨大得多。社会分工，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影响下逐步深化、走向专业化细致化的同时，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彼此融合混通、相互串门的趋势――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悖论!但社会不正是在这两种从业方式的交叉融合中推向进步的吗?清代人沈在回顾从西周到清朝的社会身份的变化历史后，慨叹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②他说得对，社会身份的流动混通，就是从通过兼业而出现的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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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50。

② 沈矗：《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吴兴丛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咸丰八年(1858)刊本。


    第三，兼业增强了小农经济缓解土地压力、抵御天灾人祸、承受封建剥削的能力，使之成为更具有弹性、韧劲、张力的稳定结构。农民兼业是与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相联系的一种经济行为。农业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的非统一性，不可避免地会使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利用具有阶段性和间歇性，使劳动力出现季节性的剩余。又由于土地的增加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在农业劳动力供给和土地对劳动力的容纳量需求量上，还出现了结构性的剩余。如果说季节性的劳动力剩余导致了兼业的临时性间歇性，那么结构性的劳动力剩余则使得农民的兼业必须是长期的持续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兼业的道路，深入挖掘自身劳动力的潜在能量，对于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兼业是农民的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的选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限度的，自然条件、技术水平、特别是狭小的土地规模等等，都会形成农业收益的极限。势单力薄的小农经济又是极其脆弱的。它不仅经受不起官赋私债的过度盘剥，而且无法抵御天灾人祸的打击，稍有风浪，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农民家里只要死一头牛，就会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农户的经济面貌。经营规模狭小是造成小农经济脆弱的重要根源。因此，农民兼业又是受生产力制约在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必然选择。前引陆九渊、朱熹和吕南公的话都揭示了这一事实。通过兼业获得的收入，对于农民弥补农业收益不足所造成的巨大缺口，缓和其拮据状况，增强抵御天灾人祸和承受官赋私债的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兼业拓宽了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使之具有了更顽强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广大农民仍然把以工补农、以副补农作为其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宋代的农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宋代，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最能够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性质的。宋代的社会经济之所以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经济文化之所以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自耕农民的数量之多以及占有相应的一小块土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尽管宋代的土地兼并和赋役剥削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自耕农民的数量却依然能够保持在较多的水平上，商品货币经济仍然能够继续有所发展，兼业――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应当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第四，宋代农民通过兼业的方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场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当宋代的贵族、官僚、地主、书生、军兵、甚至僧道们，“利无反顾”地在商海里大显神通的时候，淳朴的农民们也不甘心远远地躲在岸上袖手旁观。他们投身于市场交换的热潮中，兼做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雇佣劳动者，表明商品货币经济已经波及到了原先闭塞落后的乡间僻壤，渗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之中。这才是宋代的商品货币经济得到深入发展的最有力的证明。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因素，只有当它与社会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之时，才能真正称得上发展，才能真正体现它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供给和需求是一对孪生姐妹。一般说来，兼业的农户能比纯农业户向市场提供更丰富多样的商品，也能比纯农业户更多地从市场上购买商品，单个小农家庭吐纳的商品固然是琐碎零散微不足道的，但堕露添流、堆尘成岳，众多兼业农民的活动既增加了市场流通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扩大了商品的消费。大量兼业的农民还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显然是与农民积极参与推波助澜分不开的。


    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农民的兼业活动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工商业经济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主要表现在，农民的兼业从一开始就是与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小农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兼营工商以弥补土地收益的不足，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实现其收支平衡，虽然打破了单个小农家庭的自给自足，却使这种自给自足扩展到了较大的经济范围之内。不仅增加了商品生产的分散零碎性，减少或替代了个体小农对于纺织品、农具之类的一般性非特产手工业品的市场需求，造成这类手工业品的国内销售市场狭小；而且生产出大量的同类手工业品，并迫于官赋私债的催逼，往往不计成本地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将之抛向市场，对专业化手工业生产构成了有力的竞争和顽强的抵制。这使得需要协作劳动和集中生产的大型作坊或手工工场，只可能在不适宜家庭经营或个体生产的矿冶、制盐、陶瓷等部门出现，而难以在纺织等行业大量涌现，即使出现一些专业户，也大多数采取“户”的劳动形式，长期难以突破家庭经营的藩篱。关于个体小生产这方面的消极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已作了不少研究，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兼业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


    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作者：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