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3)

  来源: 中国经济史研究

许多农民利用农闲，走出家门，到附近、甚至外地从事手工业生产，也是宋代出现的一大景观。陆九渊曾以抚州金溪县农民大批兼营制陶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金溪陶户，大抵皆农民于农隙时为之，事体与番阳镇中甚相悬绝。今时农民率多穷困，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其隙时，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⑤。事实确是如此，开矿、冶炼等手工业部门中的劳动者，许多都是暂时离土离乡，前来兼业的农民。如四川潼川府铜山县是宋代重要的铜生产基地，“匠户近二百家”，“诸村匠户多以耕种为业，间遇农隙，一二十户相纠人窟，或有所赢，或至折阅，系其幸不幸，其间大半往别路州军铜坑盛处趁作工役。非专以铜为主，而取足于此土也”⑥。农民兼营铜矿采掘业有很大的冒险性，由于矿产资源和采掘技术水平的限制，并不总是赢利的，有时会赔钱折本，要看运气的好坏。但他们常年从事这样的兼业，便自然地掌握了铜矿采掘的专门技术，成为这方面的较熟练的劳动者。所以当家乡附近的矿山资源有限，盈亏不常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便会离开故土，到其他铜矿开采兴盛的地区去继续这种兼业。就这样，他们既“非专以铜为主”，也不完全“取足于此土”。总的来看，在宋代的采矿、冶炼业的生产者当中，兼业的农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正如王炎所说：“锻铁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⑦。匠户们亦工亦农，或者以农为主、以工为副，或者以工为主、以农为副，都没有完全脱离农业，都同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只在农闲才从事采掘冶炼，表明他们尚处于从兼业农民向专业手工业者转化的过渡阶段。当他们完全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十分老练的专业工匠；而一旦矿藏枯竭，或外面手工业生产的条件恶化，他们可能会回过头来继续主要以干农活为生。从长期的发展方向来看，倾向于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些。他们像候鸟一样在故乡的农业和外地、包括城市的手工业之间飞来飞去，分散、孤立、游走不定，可能是这部分人从业的最大特点。


――――――――――――――――――
① 《李觏集》卷31《先夫人墓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黄休复：《茅亭客话》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彭汝砺：《鄱阳集》卷2《六月自西城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道潜：《参寥子诗集》卷1《归宗道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陆九渊集》卷10《与张元鼎》，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⑥ 王之望：《汉滨集》卷8《论铜坑朝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王炎：《双溪类稿》卷22《上宰执论造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雇工。那些既缺资金又无技艺的农民，即叶适所说的“驽钝不才者”，兼业时就只有豁出自己最后的本钱――力气了。雇工早就出现了，宋代的许多生产部门中都广泛存在。就来源而言，雇工主要是由从土地上被完全排挤出来的那一批人组成的，但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下层农民(包括佃户)。知绍兴府张守说，家业钱“二十千之家，必佣、贩以自资，然后能糊口”①。实际上各地农民的家境差别很大，决非二十千家业钱一条杠杠所能概括的。农民兼业当雇工涉足很广。在四川，“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者，皆可雇其充使令担负也”②。这是农民到城市劳务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例子。在江南东路，“乐平新进乡农民陈五，为翟氏田仆，每以暇时，受他人佣雇，负担远适”③。这是佃户利用农闲当雇工的例子。“有陕民值凶荒，母妻之别地受佣，民居家耕种自给”④。这是分出一部分家庭劳力从事雇工的例子。农民兼业受雇于人，干什么活当然要听凭雇主的安排，从材料上看，似乎以单纯的出卖力气者居多。


    如上所述，兼营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小商业、小雇佣劳动的农民在宋代的各个地区都有，他们活动的时间多数是在农闲之际，利用季节性的农业劳动力剩余；他们兼业所依赖的，有的是微薄的资金，有的是手艺技术，有的则纯粹是体力；从事兼业者，有下层主户、有客户、有男有女。尽管统计数字先天不足，无法确知兼业者所占的比重状况，但上述史实足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农民兼业是宋代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宋代农民的身上十分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小农、小工、小商三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是什么原因促使宋代的农民纷纷涌上兼业道路的呢?不用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其腾出身子而兼业的基本前提，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此外，直接的原因还可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仅凭农业上的收入难以生存。垦田面积的扩大落后于人口增长，每户平均土地持续下降，是宋代农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全国而言，北宋前期的50多年间，即从原来每产平均95．5亩，下降到60．5亩；宋仁宗以后，由于土地兼并者隐田漏赋的严重，户均田亩下降幅度更大。就地区而言，在两浙、江东、江西、成都府、福建路等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户均土地持续下降的趋势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也日益猖獗起来。大致在北宋中期、北宋末期、南宋全期，先后出现了三次土地兼并的浪潮，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土地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如果说全局性的户均土地下降导致了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大量存在，那么土地兼并势力的膨胀更加剧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加快了整个农民阶级向下层主户、以至佃户沦落的步伐⑤。人均土地少使下层主户、佃户的经济力量骤减，来自农业的收入愈益不足。丁度说：“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⑥。人口的增加已经对有限的土地造成压力，粮食收入已不能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迫使他们寻求新的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