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从概念贯通的意义上说，本文所论“江湖”亦包容以上三义。因为第一是两宋主要取赋东南，故两京端赖舟楫交通，属于“浮在水面上”的繁华都市；第二是朝臣赋闲，或者文士转徙调动，每叹不得其志用，都是以“江湖”自况，正显示着他们此刻的平民立场（限于篇幅，本文从略）；第三是航运交通贸易及其延伸到都市中的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构成了两宋“民间社会”的新基础，这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惟这些内容非数部专著不能容纳，所以须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梳理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角度。本文拟标举唐宋之际的漕运―城市水系―商业布局变迁为线索，以此贯通“江湖”一语的本义、引申义、转借义和隐喻义，进而论及宋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及其信仰。
有同事曾以“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为题先有论列，理或然实不尽然。[5]本文仅及“江湖”之中立意义，不予辨论，姑执一端可也。
[1] 《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页175。
[2]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3]《丛书集成初编》本，页20。按《乾道临安志》十五卷早为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录，且明言撰者为“府帅周淙
彦广”。今存三卷，为最早之南宋方志。
[4] 《显性和隐性：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载《‘1998台北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5] 参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及李慎之序《发现另一个中国》。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日人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南北中国》[1]释文中引用的史料，提供了一部概括的中国漕运史。大致而言，中国历代京师一向依靠漕运供给，起初端赖秦汉时代的关中水利建设，供给长安用度，而中唐以後关中水利淤塞，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故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直接决定着都城的设置和续後命运。欧阳修《新唐书》感慨于此，故特别夸赞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力战之功：
“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Y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而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以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2]
张巡等力战保全的江淮，其实就是赵宋王朝起家的本钱。据《太平御览・水经》，汴河之开凿缘于“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浪宕渠，即汴渠”的传说。後隋炀帝下江都，“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东引入泗，达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漕运的骨干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连接。”自从关中“八水绕长安”的景观不复再现，黄河漕运一度成为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随着五代黄河改道，朱梁被迫再次东迁至黄河与运河的交叉地汴梁，以就食淮南。宋代的前三个君主都有过在长安重建京师的宏愿，宋真宗还借祀汾阴、封西岳的名义亲往考察，但终因漕运问题不能解决，永远放弃了追摹汉唐的雄心。元明清以北京为都城，也是在南北大运河贯通以後才能实现。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也说：“宋以後的运河中心时代，中国社会沿运河线移动，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各种其它社会情势在彼此相关、互为因果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近世社会的特性。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3]可谓一语中的。
话说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和显德四年（957年）先後颁布过两个著名的诏令，第一是修筑汴梁外城，预先规划出大批空闲之地，“其标识内，候宫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以网罗天下客商，建成商业都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招商引资，官民共建”；[4]第二是疏浚汴河，显德四年四月“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5]“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周景）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6]今语谓之“预留城市发展空地”，实际上主要作了沿河街市。北宋还特别设立了“汴河堤岸司”和“京师修完所”，作为河道运输和市政管理的常设机构，推动这项政策的持续进展。
以今日视线观之，周世宗的谕令不啻都市“重商主义”宣言，倘非如此，宋代经济就不可能出现黄仁宇所谓“前现代化”问题。论者咸以为这从根本改变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格局，梁思成对此特别推重，认为“显德二年增修汴河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目。”而柴荣“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目光者，其所注意之点……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道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7]
宋代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所以异常繁荣，论者多言其坊里制度的演变。其实更重要的前因在于宋廷继续执行後周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强干弱枝”方略。赵匡胤不仅“杯酒释兵权”，大力削弱地方武力，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有效的抑制了地方势力膨胀的任何可能性。《宋史》说：
“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故于兵食为重。”[8]
宋朝分置“禁军”、“厢兵”、“乡兵”和“藩兵”，“凡其材力伎艺有过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为天子自将之军，而且主要职责是卫戍京师，[9]当然也由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水浒传》曾言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初读者每惑“禁军”数量何其多也，其实并非虚言。宋太宗视察汴河决口处时曾说“东京兵甲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至道元年（995年）参知政事张洎奏议汴河重要时，亦称开封之繁盛：“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10]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