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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二） 永嘉永康学派的反传统义利思想
在两宋时期另一个反传统义利思想则源于宋代实学的兴起。在两宋时期，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步，因此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术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糅合释、道而成的道学（或者理学）、心学。但是这种社会主流思想却仅仅强调三纲五常，高谈性命、天理等空洞虚无的东西。虽然受到宋代统治者的青睐，但是由于宋代的积贫积弱的时代特征，使宋朝的统治者又不能依靠这些空洞思想来实现和达到增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抵抗北方半游牧民族侵略的目的。因此在一部分爱国的关心国是的士大夫中就产生了反对空谈性命的功利实用之学。特别是在南宋，这种功利之学成为当时与朱熹、陆九渊二派，鼎足而立的有影响的学派[40]。正是由于功利之学的实用性，所以导致了其对义利思想的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也正是由于功利之学的实用性，所以导致了功利之学义利思想的反儒家传统性。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功利之学两个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义利思想，一个是永康学派的陈亮，另一个是永嘉学派的叶适。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陈亮的经济义利思想。陈亮的义利观主要表现在他的欲望论[41]中。在陈亮看来，人欲是与生俱来的。“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嗅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42]“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43]。这些表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而这些都是由于人性决定的。但是陈亮有认为虽然人性决定了人的欲望，但是这些欲望的扩展是有一定限制的，这就是有一定的“节”。陈亮认为，这种“节”欲要依照封建制度下的“典”和“礼”来进行。他反对以个人的喜怒来决定人们欲望的满足。在陈亮看来，人有欲望，属于人的本性，是要满足的，但是只能在维护封建秩序的范围内来满足，即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实现这一欲望。朱熹的利欲论与陈亮的利欲观有着截然的不同，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陈亮与其看法不同。陈亮虽然也把人欲看作“不净洁”的，这与朱熹一样，但是，他不主张灭人欲，而是主张由君主依据“典”和“礼”来“节”欲。除了陈亮的欲望论中涉及义利思想以外，在其王霸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关于王霸义利之辨，陈亮和朱熹进行过长期的争论（翦伯赞，1964）。他反对朱熹只把三代说成合于王道、合于义，把汉唐以来数千年的历史则一律否认是昏暗无道。他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44]。从陈亮关于王霸义利与朱熹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陈亮实用性的义利思想，即能够使国家社会富强的“利”就是“义”的实用功利主义思想。
其次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叶适的义利思想。叶适是宋代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贡献远远超过当时功利学派当中的其他学者（胡寄窗，1981；叶坦，2000）。因此探讨叶适的义利思想对了解整个功利之学特别是浙东永嘉学派都是有一定帮助的。由于功利主义是叶适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叶适必然反对传统的“贵义贱利”的主张。但是叶适走向功利主义是有一个过程。在他二十八岁是还认为“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45]。他还赞赏“谈谊日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46]的人，“可谓修洁博习之贤，亦足当卿大夫之选矣”[47]。可是七年之后，特别是在晚年就公然主张功利，批判贵义贱利的这一主张。在叶适看来，古代“道义光明”是由于“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所致，所以功利与道义相比是第一位的。因而离开功利，道义就成为了没有意义冠冕堂皇的话了。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的认识基础上，导致了叶适“成其利，致其义”，反对“贵义贱利”的主张。
对于义利的认识，叶适提出了“以义和利”的主张。在评论三国时期和洽关于节俭的论述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叶适评论说：“和洽贫至卖田宅，而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谓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悴’。‘疲悴’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48]这里阐明的是，利是“和义”的基础，没有利，义就不能达到“和”，决不能把“义”抬到“利”之上，不能以义来压制利。叶适的这种认识是对传统义利观“贵义贱利”的公然否定。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叶适所讲的功利，主要是整个地主阶级国家社会的功利，而且重视长远的功利。他说：“天下自周之衰而极于亡秦之乱，天地几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为目前便利之计，月不图岁，朝不计夕，自以为是，而后来者无所则仰也。”[49]可见叶适不赞成只顾眼前的功利，而赞成从天下、万世之利来考虑问题。
以上基本勾勒出在两宋时期，社会上与儒家正统“贵义贱利”主流思想相对抗的反传统义利思想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反传统的义利思想，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儒家义利思想的禁锢，能够在宋代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和认识义利之间的关系。这既符合了时代的要求和发展，又对义利思想这一传统的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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