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义利思想片论(6)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　反传统义利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在宋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其土地政策采取“不抑兼并”，使社会流民增加，无地的农民生活日益困苦，使在两宋时期农民起义频生，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此外，北方半游牧民族不断侵扰，使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再有由于宋初为了避免唐末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再次出现，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造成了冗兵、冗员的局面，因此使社会财政危机突出。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丛生的时期，一些反传统义利思想不断涌现出来，与儒家正统“贵义贱利”主流思想相对抗，这成为宋代义利思想中的又一靓点。在两宋时期，涌现出很多反传统义利思想的思想家。在这里仅对北宋的李觏以及南宋的功利主义学派的义利思想进行说明。


    （一）  李觏的“义利”与“王霸”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李觏的义利思想。宋初几十年，经济思想不够活跃，但是到了北宋中叶，特别是仁宗时期，开始改变，经济思想领域开始激起波澜。李觏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思想者。李觏的义利观主要体现在他的利欲论中。李觏的义利思想前后经历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利欲观主要论证了求利的合理性和利与义的统一性。关于言利的合理性问题，首先，李觏认为“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29]，这就是说李觏认为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是自然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而进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求利，是礼仪产生的基础。而且“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30]，也就是说失去了物质利益这个前提，礼仪也就不能够存在了。李觏在其《礼论第一》中对礼义产生于物质生活的全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31]。这种分析方法是对荀子的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其进一步阐明了利欲作为礼义的基础的地位，人们为了解决饮食布帛、饥渴寒暑等物质生活的需要，进行各种社会生产活动，必然导致礼义的应运而生。因此，李觏不仅把礼义从抽象的理论说教中，还原为实在的经济生活，而且明确地指出：没有利欲这个前提条件，就没有礼义的起源，伦理纲常也就不能赖以生存了，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利欲的合理性。该种认识中和了传统的义利思想“义重于利”的极端认识。而关于义利统一性的认识上，为了论证利与义的统一性，李觏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解释。李觏把“礼”的作用尽可能的加以扩大（胡寄窗，1981），他说：“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32]他还指出，礼包括很多的内容，礼、乐、刑、政这些“天下之大法”和仁、义、理、智、信这些“天下之至行”都“一本于礼”[33]。可见，李觏突破了历史上将礼、乐、刑、政、仁、义、理、智、信并列的传统说法，而是把礼抬高到首位，认为礼是其余七者之本，这七者实际上就是礼的体现。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把经济生活纳入到了礼的内涵，认为物质财富本身也是礼义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他把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衣食等物质条件，与那些在封建时代视为神圣的纲纪伦常共同作为礼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突出地把前者放在首位。礼与经济生活密切结合了，利与义统一起来。重视现实，发展经济，已经成为礼义本身的内在要求了。李觏思想的成熟阶段时期的义利思想则其旗帜更加鲜明，思想更加成熟和深刻。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传统批评的更加犀利。李觏在早期的利欲论只是曲折地反对“贵义贱利”的思想。而到了李觏思想成熟阶段，李觏则对这种思想展开了正面的攻击。他强调：“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34]在思想成熟时期他又指出，利欲是人的本性，言利是正常的，不准人们言利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35]，并公开否定孟子“何必言利”[36]的说教，认为这是一种偏激的言论。这种对儒家权威思想的批评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李觏有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来批判儒家正统的义利观，李觏曾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望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37]第二，把义利问题同国富问题联系起来。在李觏早期的经济思想里，没有把利欲论作为经济思想的理论依据提出来。但是到了李觏思想成熟时期，李觏深化了他的认识，针对“儒者之论，鲜贵不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38]的情况，其十分明确的指出了为顺应人的欲望，满足欲望而进行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对“富国”的基础作用。他认为，物质财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无论是人们的衣食主行，还是政治、军事、外交等等都离不开“利”即财富。第三，在批判义利问题的同时还批判尊王贱霸思想。在宋代反对改革的势力，往往用“贵义贱利”的思想作为反对富国主张理论武器，而用“尊王贱霸”的主张作为反对强兵主张、掩盖自己对外屈辱妥协面目。（赵靖，2002b）由于李觏要求改革以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必然在他的对传统义利思想的批判中也对尊王贱霸思想进行了批判。首先李觏对“王道”与“霸道”做出了新的解释和说明。他指出“王”和“霸”只是对人的一种称号，而不是指人所实行的那个道的名目。所谓“霸”就是诸侯的称号，而不是天子的称号。人们所实行的道有粹与驳之区别，但其称号却是不能变动的。在世俗人眼中，看到古代王者之道纯粹，于是就把诸侯之道纯粹也说成是王道；看到古代霸者之道驳杂，于是就把天子之道驳杂说成是霸道，这显然是悖谬之论[39]。李觏基于这种王与霸的认识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评，认为宋朝更应该讲“利”，强兵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