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3)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二、风土改良：宋元医家视野中的瘴疾

  
    宋元时期的医书医方是以另外的方式来表述岭南一带的文化变迁的。在医家的眼中，瘴疾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或者至少是致人患病的因素。在面对瘴疾的威胁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解释其病因病机，以及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救治并阻止其蔓延。然而这种努力要受到医家的知识背景和医疗水平的制约，医家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他认识疾病的方式，其医疗水平则决定了疾病救治的有效程度。唐以前的医家对瘴疾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在治疗方面也显得比较粗略；而两宋时期的医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大有进展，在此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医家根据《内经》等医典中的风土观对瘴疾的原因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其二，医家对瘴疾在治疗上的争论与改进；其三，医家面对瘴疾所提出的风土驯化与改良的要求。


    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肇基之地，在宋以前这里一直都是文明的中心地所在，其周边的民族则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这使黄河流域的人们认为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国”，是文物丰盛的礼仪之邦、世界的中心。这里地处暖温带，四季分明；有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草木丰茂，因而造就了发达的农耕文明。在如此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中，人们所形成的风土观，就是认为这里土厚水深，阴阳合和，最利于万物的生长发育，即所谓“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注：《盐铁论・轻重》，王利器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0页。）其四周则是蛮夷戎狄所生活的地方，为积阴或积阳的“不毛之地”，不利于人的生存，特别是南方地区，阳气常泄，水土恶弱。这一风土观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构成了中医理论的基础，（注：此亦可参考前引萧[之文的有关论述。）并且始终影响着医家对地方风土的评价。（注：梁其姿在《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一文中，谈到了元以后医界的方土观经历了从五方观向南／北或东南／西北二元模式的转变，洵为的见。梁文进一步指出：“元以后医家的方土观强化了西北与东南的对比，他们认为西北水土高爽，外在致病因素较少，人的禀赋又较强，不易产生疾病。而东南方人的禀赋较弱，容易被卑湿水土所产生的各种致病因素影响……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直至明清仍以西北及北方为文明的起源，虽然当时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东南、甚至岭南地区已是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历史上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仍然被视为有最强元气的地域。”（载《性别与医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年，第165-212页）笔者以为，北方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元气最强的地区，是因为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治疗方法，以及由此撰成的医书如《黄帝内经》等，都是以北方的气候、地理环境为依据的，它们被后世的医家奉为圭臬，从而使北方的风土成为了人们认识的“原型”。）


    南方的瘴疾从其出现之日起就被认为与外部环境的暑湿密不可分，如《后汉书》卷54《马援传》、《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下潦上雾，毒气重蒸”，“自岭已南二十馀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医书中则说瘴疾的产生是因为“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注：（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10，温病诸候之瘴气候条。）都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所以瘴气最初多指山岚溪源蒸郁而生的毒气，到北宋末年时，这样的认识随着医家对瘴的了解增多而不断深化。如宋徽宗时编撰的《圣济总录》，就详细地论述了瘴气发生的原因、时间及拯治方法，其中对瘴气原因的分析，显示出编撰者极力将它嵌入传统中医理论框架内的企图，其文曰：“传言：瘴气乃山川毒厉之气，又云江山雾气多瘴，凡以其气郁蒸而然也……且阳生于子，盛于巳；阴生于午，盛于亥；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长。而广南位当巳午，则阴阳之气蕴积于此可知矣。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阴也，土地高厚；东南阳也，地土卑下，而广南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所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高相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盖雾露之所聚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注：（清）程林：《圣济总录纂要》卷5，疟疾门之瘴气条。）这一段话先转述了前人关于瘴疾的种种传言，继而按照宋代官方所推重的五运六气学说和《内经》的思想来阐述瘴之缘由，虽然将广南划归到东南部显得有些削足适履，但它不再仅仅以南方暑湿的特性一言以蔽之，而是从经典医书中找寻依据进行解释，使之较为圆满地进入了中医理论体系，为后来的医家进一步的探究指明了一条合理的路径。至南宋初期，李G撰成《瘴疟论》，开篇即论述瘴气所生之由：“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接着他又从岭南的气候环境与人体病理之间的关系上仔细加以论证，强调要根据西北、岭南之人不同的体质状况来用药：“大抵西北地寒，土厚水深，又人食酥酪之类，病者多宜发散转利，伤寒、温疫至有汗不得出而毙者，气常收敛故也；岭南阴气不收，又复卑湿，又人食槟榔之类，气疏而不实，四时汗出，病者岂宜更服发散等药，此理明甚！”（注：《岭南卫生方》，中医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这就完全立足于中原传统医学理论，使人们对瘴疾有了清楚的认识，从而为临证治疗确立了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