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2)

  来源: 中华文史网

福建路所记载的瘴地集中在剑州（治今福建南平）、泉州（治今福建泉州）、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治今福建漳州）。荆湖南路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如辰州（治今沅陵）、澧州（治今澧县）、全州（治今全州）、邵州（治今邵阳市）、道州（治今道县）、永州（治今零陵）、潭州（治今长沙市）、武岗军（治今武冈）等都有瘴疾的记载。（注：参见《宋史》卷191《兵志五》、卷193《兵志七》、卷331《周沆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丑。）
    江南西路靠近岭南的地方，瘴疾的记载也是史不乏书，如南安军（治今大余）、虔州（后改名赣州，治今赣州市）等。（注：关于南安军瘴的记载，参见（宋）陈次升《谠论集》卷5。）虔州又以龙南、安远二县瘴疾最甚，宋代方勺在《泊宅编》卷中中说：“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添俸甚优，而邑官常缺不补。他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宋史》卷473《秦桧传》的描述也为此提供了确凿的例证：“赣有十二邑，安远滨岭，地恶瘴深，谚曰：‘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死也。”
    川蜀一带的泸州（治今重庆泸州）、黎州（治今重庆汉源北）、雅州（治今四川雅安）、维州（后改威州，治今四川理县东北）、茂州（治今四川茂汶）、戎州（后改名叙州，治今四川宜宾）、达州（治今四川达州）、咸淳府（治今重庆忠县）、长宁军（治今重庆万州区）等从唐代以来就是有名的瘴地，尽管这些州前后的辖境有很大变化，可是“地苦瘴毒”的记载未曾减少。（注：参见《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方舆胜览》卷55《雅州》；《宋史》卷7《真宗纪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4，神宗元丰四年七月壬子。）越南，宋时称交趾或安南，曾是宋王朝开疆拓土的对象，但由于山险路僻，雾潦瘴毒，宋军死亡颇多，在朝廷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只得作罢。（注：据《宋史》卷270《许仲宣传》载：“会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因此，许多大臣对出兵交趾持反对态度，称“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宋史》卷293《田锡传》）。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6神宗熙宁十年十二月甲辰“张方平上书”条，载：“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
    两宋时文献记载的瘴域大体集中在以上地区。《元史》记载简略，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川蜀、越南等地依然是人所惮行的瘴域。江西、福建与川蜀一带都只记载部分地区存在着瘴。另外，文献新增加的一个瘴地是云南，《元史》卷196《也速答儿传》中就记有官员游宦云南染瘴而逝之事：“武宗时，（也速答儿）由四川迁云南……南征叛蛮，感瘴毒，还至成都卒。”其实，早在唐朝时云南就出现过很多瘴的记载，但由于这一地区先有南诏的崛起，后有大理的建国，其与唐宋王朝的官方交往遂甚为寥落，因而在中原王朝所修撰的史书中，此一时段的状况鲜有反映。（注：《宋史》卷488《外国传四》记载大理国的情况仅寥寥数行，卷204《艺文志》中所录有关云南的地理类著作亦不多。）元朝统一后云南重新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往来增多，遂使瘴疾的记载又出现在官方的记录中。这个现象所隐含的意蕴似乎值得揣摩。理论上，如果云南在唐朝前期、元朝时都是瘴地，那么唐末两宋时自然也不例外，而偏偏这一时段的资料中不见云南有瘴疾，换言之，瘴疾在文献中的记载与其实际的分布区域之间发生了某种游离，果如上文之言，将其归于记载的缺失固然简洁，但假使考虑到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史料都出自中原人士之手，表达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或者说是一种偏信之言，则读者也许会有新的想法。综观古籍中记录的南方各地瘴疾的起伏变化，至少可说明如下问题：
    其一，在古人心目中，瘴疾既可以是致病之因，又可以是某种疾病，它产生于暑湿的风土之中。根据这样的观点分析，瘴疾应该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分布区域，且在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之前，这个区域不会有所谓的逐渐南移或缩小的趋势。
    历史时期文献所记载的瘴疾的地域范围其实并无多大的改变。如果将笔者对汉唐时期的瘴疾的研究、上文的论述以及龚胜生之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不同时期瘴疾的分布大体都以今两广、福建、云南、贵州以及江西、川蜀的部分地区为主（注：前引萧[之文在论述南方的疟疾时，将古时之瘴疾径指为疟疾，亦认为“古代人已明白地观察到：南方，相对于北土来说，是个疟疾盛行的地区。”接着他又具体地描述了汉宋间文献记载的南方各地疟疾流行的情况，可参看。不过，笔者认为，瘴疾有多方面的含义，应该分成不同的层面来阐释。），各时期的差异只是体现在整个区域内部的变化上，即汉唐时期由点到线到面地扩展，宋元以后则有了轻重程度之别，或者某些地方在某时段不见录于史册。这些既反映了北人或华夏文化向这些地域扩张的进程，也符合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另外，尽管现在已有学者研究证实，瘴疾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疾病，（注：参见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1期，第44-47页。）但在瘴疾主要是指疟疾特别是恶性疟疾这一点上，学者们并没有多大的分歧。现代流行病学对疟疾流行区域的调查表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疟疾分布，且由北而南越来越严重，总的趋势与纬度相平行；（注：参见耿贯一主编《流行病学》（下）（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这样的区域流行态势，从古至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注：当然，不能排除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对于我国南北分界线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造成疾病分布区域的南北推移。但气候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而且文献不足征，故气候的波动对疾病流行范围的影响只能暂不列为本文讨论的对象，作前后一致处理（前引萧[之文也是如此做法）。龚胜生认为气候的变化是引起瘴疾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笔者存有异议，认为无论其前提或结论都尚需再加推敲。龚文所持气候冷暖变迁的理论是以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为基础的，这一研究迄今已有多位学者补充修正，例如就唐代的气候而论，满志敏的研究（见《历史地理》第8辑，第1-15页）就表明隋唐时期并非是一个温暖期，而可分冷暖不同的前后两期。如果此论不虚，那么不同类型的疟区也会相应地随之进退，而并非是一味地南移。在这一方面，前引范家伟之文亦有与此类似的看法，见其文中注72。）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瘴疾在近两千年来呈现出逐渐南移的趋势。在采用现代医学手段进行大规模地预防和消灭疟疾以前，中国的高疟区大致分布在北纬25度以南的地区，也就是南岭以南和云贵高原南部地区。（注：参见上海第一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主编《流行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第356、183-187页。书中根据地理纬度的流行特征，将我国划分成了四个类型的疟区，分别是：北纬33度以北地区，北纬25-33度之间地区，北纬25度以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以此对照笔者所划定的瘴疾的范围，当可发现两者具有较高的拟合度，疟疾高度流行的高疟区和中度疟区的山地基本上可归入历史时期文献所记载的瘴地之中。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代瘴疾的分布区域应当是大体稳定的。
    其二，文献中瘴疾在各地分布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上文阐述的云南史料对此已有所说明，与此相似的是青海一带的“瘴气”，（注：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青海一带的“瘴气”的性质与南方的完全不同，可参考笔者在《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中的阐述。）在唐以前亦屡有所见，两宋时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就不再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比如贵州，唐以前的文献中贵州地区甚少有瘴疾的记载，其地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所聚居的羁縻州县，为中原王朝势力所不及。宋朝时曾短暂地设置了黔南路，但不久即废入广南西路。其时王祖道以虚辞徼富贵，遂促成此事，被蔡京誉为“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实际情形是“徭、黎渠帅不胜忿，蜂起侵剽”，根本不曾归服款化。（注：《宋史》卷348《王祖道传》。）元代对贵州的记载明显增多。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正式设立贵州布政使司，此后该地区瘴疾的记载的分布也比前代更为广泛。（注：参见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和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两文中的有关说明。）故大体可以认为，史书中所记录的瘴地的分布情况，大体折射出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消长变化。
    其三，在华夏（汉）文化占主导地位以前，瘴情在南方各地的轻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地为华夏（汉）文化所涵化的深浅。到宋元时期，华夏（汉）文化渗透、改造这些地区的过程仍在继续进行之中。从上文所引述的资料中，可以寻绎出某些蛛丝马迹。如以雷州为例，北宋时的人们“说着也怕”，到南宋初期产生“瘴乃稍轻”的看法，再后来则认为“绝无烟瘴，土风不异于中州”。这就是说，瘴明显地减轻直到消失之后，地方的土风就逐渐与中原地区的类似乃至相同了。如此说来，则瘴疾与中州之气就是相对应的事物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瘴情的轻重有无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华夏（汉）文化对南方各地影响程度的大小。换言之，是历史时期北人南迁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注：参见黄滨《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载《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才使岭南的一些地方呈现出了与往日气质迥异的景观。
    再以桂林为例。虽然唐代白居易在诗中称“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注：白居易：《送严大夫赴桂州》，《全唐诗》卷442。）但实际上白居易并没有到桂林生活的经历，不能知其详情，再说这样的送别壮行之诗，一般都是褒扬劝勉之辞，不宜将目的地说得一无是处，因此诗中之语不能全然置信。根据前文摘引之史料，北宋时期本应戍守桂林的士兵都撤退到荆湖南路辖境内的全州与永州了，这意味着此时来自北地的戍卒并不适应桂林的风土，但是到南宋以后，士大夫们却认为：“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今静江（即桂州，绍兴元年以高宗潜邸升府）有中州清淑之气，荔浦相距才百余里，遂入瘴乡，是天所以限楚越也。”（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3《舆地考九》。）所谓的“有中州清淑之气”，在北来士人眼中，就是指此地已归化于中原华夏（汉）文化之中，不再属于异族的瘴乡蛮土了。不难想见，与唐代一样，宋元时期的“瘴”依然与“蛮”有着不解之缘，“瘴”的深浅是与“蛮”的生熟联系在一起的。（注：史书中多有以是否熟悉汉文化为标准来判断少数民族归化程度的称呼，如熟夷、熟黎、生黎、生獠等。）另外，梅莉等在分析明清时期瘴疾的分布与变迁时，集中讨论了北方移民的南迁与瘴区的南移、缩小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开发是瘴区缩小、瘴病减轻的主要原因。假使换一种说法，应可作如是理解，即历史上地区开发的逐渐成熟，也就是中原华夏文化不断地涵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既然如此，则将瘴的轻重有无看作是一种观念的变迁，就算不得唐突了。换言之，由于人们以华夏（汉）文化为准绳持续地影响、驯化南方各地的景观，使得这些地方逐渐与中原的风气趋同，因此人们认为是“中原清淑之气”冲淡、疏减了瘴气。这一文化变迁同样反映在宋元时期的医书医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