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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开封）是北宋的都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
一提到宋代，“积贫积弱”、“弱宋”等名词几乎成了这个王朝的代名词。纵观宋代的历史，一个“弱”字足以概括宋代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十万。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韩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从始至终贯穿着妥协退让、甚至屈膝求和的特点。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为何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宋代在对外交往上始终底气不足，和议颇多。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宋代立国之初的基本国策
1、重文抑武基本国策的推推行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从后周世宗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宋代的统治。但是，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赵匡胤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赵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后周太祖）就是利用这种模式登上帝位的。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统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并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这些基本国策也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贯穿整个宋代。
首先，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具体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样就初步解决了自唐后期以来的武人专横，藩镇割据的问题。进而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时人曾这样描述它的消极作用“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仕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张方平语），其结果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校往过正的结果是以后发展成为可笑的“恐武人症”。
开国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对兵力较弱的南方诸国，包括北汉，还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宋初的对辽作战中，就显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战前对将领赐阵图，不信任他们。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对于他们进行限制、牵制，最终导致高粱河、双歧沟战役的失败。在这样的政权下，这样的氛围下，名将辈出确实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将也确实是凤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武人也好，名将也罢，他们的命运只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离皇帝的宝座太近，或者说是他们太容易危及到皇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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