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摆脱边患困扰：终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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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帝制时代中国民族意识最昂扬的时代，其成因一在于宋代始终没有摆脱边患的困扰，一在于宋代特有的士人自觉精神的高涨。民族意识昂扬的一个表现，便是终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民间私议固然如此，朝政也往往为之左右。所以要理解宋人的意识世界，理解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比如为什么既有联金的覆辙在前而又有联蒙之祸在后，不认识这一不为今人所重视的“恢复”情结，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宋以前人也说“恢复”，比如安禄山陷洛阳长安后唐人所说的“恢复两京”，比如周世宗给江南主信中所说的“恢复内地”，但包括南北朝人在内，当时所谓的“恢复”都仅是就失地而言，并没有宋人“恢复”所特含的华夷意识。宋人的华夷意识，是与“正统”观念一起，伴随着士人自觉精神的萌发成长和外敌压迫的日益严重而强化的。庆历时反对对元昊用兵的知谏院张方平，说过这样一句话：“陛下犹天地之父母也，岂与犬豕豺狼较乎！” “犬豕豺狼”四字，最可见宋人对“夷狄”的警惕、仇视和不抱幻想。及至靖康之难，边鄙之微恙成为腹心之巨祸，华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堑，“赤子尽为左衽”也因此成为极大事。
    一
    宋承乱世五代而来，五代数十年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宋太祖亦凭枪杆子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江山，因此，铲除掌军武人坐大的温床，保全赵氏的皇脉，避免篡僭的历史重演，在宋太祖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宋太祖曾对江南（南唐）使者许铉说过一句霸气十足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太祖此语，是被许铉:“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的质问逼出来的。其实，不仅是对外的征讨，宋初释宿卫兵权，收强藩行政权，削宰相兵、财权，为后世垂“家法”，其脉络的源头也就是这句话。
    太祖既取贬抑武人的立场，任用文士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太宗尝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有宋一代，上自宰执，下至知州知县；包括枢密院的所有政军财法部门，以致于经略安抚那样的武职，多由文士充任。蔡襄曾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不过，要追根溯源，重文并不是太祖的成算，不是因为太祖在古今帝王中对“文化”独有偏好，而爱屋及乌泽被文士。惠及文士，只不过是太祖贬抑武人的副产品。宋代后嗣诸君多好文爱士，如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太宗则为“天下无事，留意艺文”，如英宗以皇子入宫时“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至有与艺文极亵者（如徽宗），实是重文风气已成后的别话。就太祖而言，任用文士仅仅是因为文士的无足于侵害赵宋的皇脉。
    《涑水纪闻》中有一段为人引用很多的话：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王钱m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
    赵普贵为百官之首，又是建立赵宋王朝的一等功臣，只能得到所谓“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的待遇，可见文士在太祖眼里是极不足道的。（王夫之以为此语出于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似未尽惬。）太祖这样说恐非一时的兴之所至，当是胸中蕴蓄的不经意流露。他对普说的另一段话对此有极坦率地表白：“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文臣为害，非仅是“贪浊”，也未必不能如武人那样撼动根本，但发作毕竟较缓，不象武人的威胁骤然勃发难以抗御。而且，太祖生长在武人气势嚣张文士极其卑猥的五代，自己亦靠枪杆子夺得天下，在他心目中，文臣自然不足为虑。这种不足虑，不是说他对文臣的品格别有高估，以为文臣没有为恶之心，而是他根本不相信文臣有为恶的能力--无非就是“贪浊”而已，还能使出什么大坏来！
    对文臣如此，对士人初时亦不宽贷。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门人有被黜退者，兰入贡部理论，结果落得“决杖配商州”的重罚。可见太祖的成算只有“抑武”而并无“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