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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 二
但贬抑武人任用文士终会使时代风气发生转移。自“五胡乱华”，边鄙之武习浸润我华夏，晚至唐五代尚武轻文仍为社会的时尚。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足以传达“书生”在社会价值中的无足轻重。而杜甫所说的“健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更可见时风对文事的鄙薄。后汉宰相杨尝说：“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旧五代史》批评此语是“不识大体”，殊不知彼时的“大体”就是如此的！与同居相位的王章便“尤不喜文士，尝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耶？’百官俸廪皆取供军之余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价，估定又增，谓之’抬估’。”
宋代风气则为之一转。若殿廷胪传第一，公卿大夫，无不耸观，虽皇帝亦为之注目。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相连，观者拥塞通衢。至有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对西夏作战立有殊勋的狄青，某次为部将焦用向韩琦求情，说：“’焦儿有军功，好儿。’魏公（琦封魏国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岂得为”一语所充满的蔑视感，真是表尽了宋代文人的倨傲；而焦用之被杀，则是宋代武人屈辱、辛酸的一个写照。金人南寇，国家不能不赖军队守卫，武人地位有所回升，但社会取尚的价值并未因此而转变。“韩世忠轻薄儒士，常目之为’子曰’。主上闻之，因登对问曰：’闻卿呼文士为子曰，是否？’世忠应曰：’臣今已改。’上喜，以为其能崇儒。”
宋代大儒张载，年轻时有志于边事。当时正值宋夏战争期间，范仲淹正经略陕西，张载上书言军事，仲淹知其有远志，责之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不仅对年轻书生如此寄望，仲淹对行武中人也诲以习文。狄青初时被尹洙推荐给仲淹，仲淹授以《左氏春秋》，告诫青：“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青由是折节读书，“勉励无怠”。后青积功破例至枢密使，诚有其武功显赫的因素在，但青若是不文匹夫，恐也难有这样的殊任。
范仲淹倾心武事，有“儒将”之称，又因对西夏作战战绩，而被敌方惧尊为“小范老子”。（“大范老子”指庸将范雍，夏人以为可欺。故相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所以，文武两事在仲淹心目中尚有如此轻重之别，可见重文轻武之时代风气已牢不可破。（和仲淹“一党”的余靖，对青亦甚推崇，但当朝廷对青任以方面时，他在奏疏中却说：“泾原有可忧之势，岂青匹夫可以当之！”“匹夫”两字最可见武人在宋代地位之不尊。）
三
宋代取士之多，待遇之优渥，都大大超过前代，而且比之前朝后代，处罚尤可谓甚轻。方孝孺式的灭族之事自然未及一见，诛杀文臣以至士人，亦为极端之罕例（士人之至冤者乃为陈东，但高宗不能不旋即“悔过”）。从正面之赏和反面之罚之积极消极两个方面而言，宋代实为我国士人生存环境最好的时期。
宋代的重文风气，对士大夫的厚赏，尤其是薄罚，造就了最宽松的言论环境，养育出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之气。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这句传唱千古的名言，是宋代士人精神的最好表述。
士人精神之高昂，首先表现于议论。敝友杨国强，尝撰文论清代士风，说清代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宋代议论之盛，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历代名臣奏议》十之七八取之于宋代，其他各种官私文献也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士人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数量庞大，内容广泛，从政军财学到百姓日用无所不包容其间，而且言锋锐利，指斥无忌，虽乘舆宫阙亦不稍避。这样的风发议论，除了春秋战国和上世纪前半期的短时间，在漫长的国史上实不二见。
伴随着士人自觉精神的萌发成长，先儒思想亦得以发扬光大。其中“华夷之防”和“正统”观念，由于前代武人篡僭的教训，本朝优奖士人的政策，以及边患困扰的环境等等因素，而尤其得到强化，成为时代的“主义”。
正统观念，本出先儒，它既指政制（尤其表现为血脉，所以反对篡僭）的其来有自，一脉相承；亦含人主须行德治，以仁德化天下（所以肯定尧舜传贤，也不反对“汤武革命”）。然而，长期以来不断的所谓“禅让”“革命”，不过是野心家们的暗攘明夺剧。正统观念之深入华夏民族之人心，实自宋人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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