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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两个事异而趣同的例子。
张邦昌在北宋倾圮时受伪楚帝命，受百官拜时只敢东面拱立而不敢面南而坐，任官不敢不加“权”字，用“手书”而不敢用“手诏”，自称“予”而不敢称“朕”，受群臣称“相公”而不敢命以称“陛下”，金人拟留兵为卫不敢谓可，金兵退不敢不迎哲宗废后孟氏听政，不敢不奉还大宝于康王，及至见康王亦不敢不“伏地恸哭请死”。尝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帝位乃帝制时代之至尊，邦昌受之却若临难，金人甫去立即奉还。虽如此，邦昌已不能为人情所容，不数月即被诛。
宋代诸帝，以高宗为最无耻，前杀士人陈东，后杀大将岳飞，斥李纲等忠良，亲秦桧等巨奸，及金兵稍迫，居然乞哀金将：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以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抗，况方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K，土疆日蹙，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窄，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R天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LL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恭维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t伐之师，谋略如神，威权不世。其用兵之妙，与皇帝争驱。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国，极天所覆，混为一区。此岂载籍所有哉？顾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自此一者。盖知天命有归，而欲仰以存一尊之人也。如此，则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不惜篇幅详引这样一篇乞和书，实在是因为它的卑屈无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若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作为个人，求生本是一个最充分的理由，作为国家代表，为了“长远利益”的权且其情也可原，但即便如此，也还总有个尊严的界限在。赵构身为传统时代的一国之主，又怀抱着国亡之巨痛和家破之深仇，而居然认贼为父，其厚颜无耻不能不让人痛愤！可惜，就是这样一个最不堪的皇帝，一旦苗刘兵变被废黜，大臣军将仍无不如丧考妣。抗金骁将韩世忠得讯，痛哭流涕，以酒酹地：“誓不与此贼共戴天”。
以今日观之，邦昌诚可怜也，赵构实可恶也，而宋人仍目邦昌为国贼，奉高宗为不可一日无之之至尊，此何事耶？吕好问所谓：“中国人情所向”也！（邦昌和高宗之事，最可见宋人对皇脉的“人情所向”，但仅仅是血脉之尊，则不能尽儒者的“正统”之意。人君之尊，不仅是势位，更在于“道德”。此即大儒程颐所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而宋儒亦特以规正人君为己任。）
四
宋代优奖士人而使正统观念得到强化，这也是华夷之成为严防的一个特殊背景。但华夷之防得以激发，则是因为“夷狄”成祸（今天中性化的说法叫“民族矛盾尖锐”），衣冠文物、王朝、“种族”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华夷意识在我先民中久已有之（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是），但至唐五代为止并不占统领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先民对异民族抱持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绝非欧洲史上狭隘种族主义可比。《春秋公羊传》所谓：“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解释说：“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用韩愈的名言，就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明我先民的认同标准在于文化而非种族。这种以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本是一种最健康的态度。华夷之防在宋人意识中居于中心位置，是随边患加深逐渐形成的。
宋初对外多取攻势，虽然从歧沟关之役起宋辽攻防已经转换，但因辽属燕云非石晋以后中原王朝之旧疆，而宋辽之役起于宋取燕云的主动，所以就大势而言，其时的交攻并不是辽单方面的压迫，夷狄问题也没有因此而形成。宋初士大夫不仅华夷意识淡漠，而且不乏“以德怀远”、“绥之以德”之论。曾任兵部侍郎的赵安仁还专门集“和好”故事，编成《戴斗怀柔录》。文官之外，宋初武将也多能以持平的态度待“夷狄”。何继筠备边二十年，为一代名将，子承矩承父业，“承矩自守边以来，尝欲朝廷怀柔远人，为息兵之计。”在这样的气氛下，虽然宋初的立国规模是在征战中奠定的，当时的宋臣却多主静守，反对兴师。不仅对“夷狄”，对中原割据方国也是如此。比如宋代首任宰相范质的态度即是“端坐镇静，不轻举动”。开宝二年（969年）宋军攻太原，太常博士李光赞上疏，认为：“太原得之未足为多，失之未足为少。国家贵静，天道恶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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