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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 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识者豫知必贻中国之患。盖虽均为戎狄，然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倾鱼烂，势必不支，万一鞑靼遂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类，却之则怨，接之则骄，重以亡虏旧臣，各图自售，指嗾之计，何所不为，设或肆G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礼，从之则不可以立国，拒之则必至于交兵，宣和旧事，可为殷鉴。
“鞑靼”，即蒙古。“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对南宋人来说已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血的教训。而且，宋蒙交往一开始就显出了蒙古是一个更“难驯”的对手。
蒙金战争开始不久，蒙古即寻求宋的配合，但即使在这时，只要事关利益，蒙古也决不让步。金的统治弱化后，金地“盗贼纵横，边圉驿骚空，一国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宋乘机招纳以为己用。蒙军南下后，全然不顾这些大小势力是否已接受宋的收编，能迫降的即迫降（如“济南治中”严实），不能迫降的则攻剿（如大名路总管彭义斌、京东总管李全）。即使对实实在在的宋的土地军民，蒙古也毫不留情。宝庆三年（1227年）蒙军抄掠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绍定三年（1230年）到下一年，蒙军又以攻金为名，强“借”宋境为道，攻略武休、仙人、七方三关等蜀口广大地区，兴元、洋州、天水、西和、同庆等都邑遭到屠城，宋军民伤亡巨大。
当时的局面虽与金兴时相仿佛，实际则更危险。因为这种危险确已显然如“悬明鉴于眉睫”，所以直至金亡之际仍不断有人提出告戒。如权工部尚书赵范在金亡前二月上书说：“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但“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实在是宋人久积的愿望，三百余年后李贽在说到灭金时还说：“在宋家亦是一件快心事”，所以联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已无法阻止宋重蹈联蒙灭金的覆辙。
以后宋和蒙元进行了长达四十五年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其最终失败，有许多原因，不能简单地归于联蒙。但有一点可以决言，即，灭金后蒙古注定会成为宋的仇家和前所未有的可怕敌手。
九
两宋之亡于金元之手，有从体制、政策、国力、民心、人主昏庸、佞小当道、边鄙民族之盛衰变化以及宋军之萎弱金元之强悍等等方面的大量探讨。这些探讨的趣向因时代而呈现出不同。比如北宋之亡，王夫之说：“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这种以安石赏祸首的观点，靖康时人实已启其端，如胡舜陟叙述“金寇”“长驱于中原，问罪于都城”时，就追至“熙宁间王韶建开边之说，王安石主其议，遣兵用将，无岁无之。”南宋人亦如是说：“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虽然指义不同，但以安石为“祸首”则无异。这种观点在传统时代颇为流行，但今天则绝少同调。反之，今天的有些说辞，大概也会骇煞古人。南宋之亡亦复如此。其实，两宋之亡这样的大关节目，从体制、政策、君臣品质、敌我力量对比等等方面都可作出有价值的解释。以上从“恢复”意志说北宋君臣的盲目联金，从复仇心理看南宋君臣的执意联蒙，其意并不在排斥已有的有效解释，而只是在已有的解释之上增加一个解释层面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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