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家训家范与民间社会控制

  来源: 历史网

作者:杨建宏

【本文摘自】《船山学刊》(长沙)2005年01期第60～62页

【作者简介】杨建宏　长沙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生

【编 者 按】宋代的家训家范突破家庭家族之范围，在民间充当“家法”角色，与国家的“王法”互为表里，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国家对民间社会的控制。

    宋代家训家范广泛吸纳封建政权推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反映出政府文化霸权深入民间，是政府控制民间社会的手段之一。
        　　　
    一、家训中的伦理规范构成“家法”与封建“王法”相表里，共同对民间社会进行控制
        
    宋代家训家范具有“家法”的性质，与封建王法相表里。包拯《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是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注：《宋稗类抄》卷13。）此家训家范虽然短短三十七字，却把违反家训的子孙，排除在家族之外，凡在生犯有贪污罪者，生不得归家族，死不得入族墓，在宗族社会里，生被剥夺家族权，死成孤魂野鬼，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权利，此种精神上的推残与控制并不亚于身体上的肉刑与酷法。南宋初年赵鼎《家训笔录》第一条也确定其家训的法律地位，“吾历观京洛士大夫之家，聚族既众，必立规式为私门久远之法，今参取诸家简而可行者付之，汝曹世世守之，敢有违者，非吾之后也。”（注：赵鼎：《忠正德文集》卷10《家训笔录》。）南宋陆象山家“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注：罗大经：《鹤林玉露》卷5，又见《宋稗类抄》卷13。）对此《宋史.陆九龄传》也有类似记载“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注：《宋史》卷434《陆九龄传》。）不听教诲，不遵天命的子弟，家长有权处罚，屡教不改，告之于官，屏之远方，则是开除族籍，使其生无归依，死无托付。韩琦也说：“有一废吾言，汝行则臣虏，宗族正其罪，声伐可鸣鼓，宗族不绳之，鬼得而诛汝”（注：韩琦：《安阳集》卷2。），作为家训就是家法，有一违反，宗族可以正其罪，即便宗族不正罪，祖先神灵也会在冥冥中实行诛杀。再如南宋时周钦若，绍兴二十二年六月重病垂危，索纸书家训云：“吾平生教汝读书，固不专于利禄，欲汝等知义以兴微薄俗尔。我病必不疗，汝等尽孝以事母，当以义协居，勿有异志。居舍虽小，不足耻；田园虽寡，不足虑也。不能遵吾训，是谓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自守，是谓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孙也。”周钦若死时，其四子尚幼，“其配虞氏贤而守义，恸哭而藏其书。”淳熙四年四子成人后，“虞乃以遗命陈于民部，祈给之凭……于是部符于州，州帖于县，始坐条令而予之，据以昭示其子与孙。盖国家之制，愿以财产不许子孙分割典卖者，官为给据，子孙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请异时子孙或违父母命，各居异业，许外人告而闻于朝省，坐以不孝之罪。”（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6。）这是用国家的法令来维护家训的地位。凡此种种，都可见“家法”有比“王法”更加残酷的一面，也可见家法与王法，互为表里，共同控制民间社会的一面。
        
    在处理“家法”与“王法”关系上，宋代民间社会首先是注重“家法”，只有当“家法”解决不了的纠纷才会上交官府，由王法解决。一般而言，家族内部的争斗如果上交官府，由“王法”处理是受人讥笑的，司马光《温公家范》中讲过一个故事：“顷常有士大夫，其先亦国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啬”，此人死后，“其孙不哭，相与争匿其财，遂致斗讼，其处女亦蒙首执牒自诉于府庭，以争嫁资。为乡党笑。”（注：司马光：《温公家范》卷2。）民间社会之所以不愿打官司，除了有辱门风以外，还有一种畏惧避祸的心理，长期以来的专制统治让人们形成一种官与民相游离相对立的观点，官府一旦有事，民间社会就会恐惧不安。庆历时贾昌朝说：“吾少时见里巷中有一子弟，被官司呼召，证人詈语，其家父母妻子见吏持牒至门，涕泗不食，至暮放还，乃己”，“凡小小追讯，犹使人恐惧若此”。（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正因为如此，所以民间社会家族邻里之争轻易不诉之王法，陆游说“诉讼一事，最当谨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当为，况官司关节，更取货贿，或官司虽无心，而其人天资弱，为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后悔之，固无及矣。”（注：陆游：《放翁家训》。）
        
    总之，在宋代一方面是以儒家文化之封建伦理为内容的家训家诫成为“家法”，并与国家“王法”，相辅相存，互为表里。另一方面，由于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所以民间社会轻易不兴词讼，使得地方政府暴力权力职能处于闲置状态（事实上这也是古代政府所力求的状态，衙门清静无事，“无案牍之劳神”，正是官员们长久的目标），于是，由儒家文化为主体内容的家训家诫而构成的“家法”，就成为民间社会家族秩序之准则。那么地方政府暴力权力的闲置是否意味着政府对民间控制的放松呢？不然，事实上，政府可以以文化霸权的推行，以隐形的形式来控制民间社会，上述民间社会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家法”实际就是一种文化控制。
        　　
    二、宋代的家训家范走出“私人话语”空间，成为“社会话语”，广泛弥散于民间社会，成为政府控制民间社会无孔不入的权力
        
    宋代以前家训家戒家范之类作品，基本上限于士大夫之“家”，在民间社会的流传并不多见。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技术原因。宋代以前的印刷术虽然已有相当进步，但主要用来印刷佛经等书，其它书籍印刷极少。其二，社会结构原因。从魏晋迄于隋唐，中国社会是一个门阀士族统治的社会，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权力，他们大力宣扬“士庶天隔”，人为地阻止上层社会主流文化与民间社会文化的对接，家范是上流社会士大夫的家范，与庶民草野无关或者关系不大。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宋代的各类家训家范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实现了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接。关于这一点，可从家训家范的写作方法、写作目的和版本源流三个方面考察。
        
    宋代家训家范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温公家范》和《袁氏世范》。这两部在我国家训家范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家范，在写作方法上虽各有千秋，但他们通过叙事、故事或浅近民间话语将经典的儒家伦理教化，礼制文化推行于民间社会的努力无疑是一致的。
        
    就《温公家范》而言，其写作方法上是收集整理儒家经典中关于伦理规范的议论，然后证之以各类史传故事，反复阐述，发明经义为特色。这与司马光作为学者受“宋学”自由解经思潮的影响以及作为史学家的史学修养有关。这里我们以《温公家范》卷四《子》上来分析其写作方法。本卷专讲父子之伦，突出子对父之孝道伦理。文章开宗明义即引《孝经》及《孟子》之原文，得出结论：“夫为人子而事亲或有亏，虽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告诉人们“百行孝为先”。接着讨论如何尽孝，文章又引《孝经.纪孝行》一段话说：“君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指出尽孝道的方法。文章至此就分出四个部分谈论孝道。第一部分：“居则致其敬”，在论这个问题时作者先从《论语.为政》、《礼记.内则》、《礼记.曲礼》、《礼记.檀弓》中摘出有关“居则致其敬”的内容为纲，然后从史书中列出宋武帝、梁临川静惠王王宏、宋初三溥等敬父母的三个故事以阐述发明。第二部分，“养则致其乐”。作者同样从《礼记.内则》《礼记.曲礼》中摘出有关“养则致其乐”的内容为纲，然后从史传中列出曾子、老莱子、汉代江革、晋王延、宋何子平、郭原平、唐王皋等养父母而致乐的故事进行发挥。第三部分论“病则致其忧”，亦采用此例，并列出周文王、汉文帝、晋范乔、南齐瘐黔娄、后魏孝文帝、北齐孝昭帝而阐发之。第四部分论“丧则致其哀”同样引用经典说法，然后举事例如下：上古东夷人少连、大连、春秋卫国高于皋、春秋鲁国颜丁、唐代苏F、李涵等故事，加以说明。最后一部分谈“祭则致其严”，仍然用同一体例论之，又开列出后蜀李郸为例。以上五个方面讲了23个实例，可以说是以史证经，以史发明经义，或者可称之为讲故事、叙事的方式说经。此种方法使得本来意义深奥难懂的经文变得深入浅出，而且言之有据，显然，以历史叙事方式而阐明儒家经典的方法无疑是适合于民间社会的。如果说司马光是用历史叙事的方法来讲经，并使经义深入民间，那么袁采《袁氏世范》则采用的是通俗的语言而达到相同的效果的。《四库全书总目》说该书：“虽家塾训蒙之书，意求通俗，词句不免于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92。）此言“意求通俗，词句不免于鄙浅”，正说明此书在语言通俗明白而切合事理的上的特色，也正是这一特色奠定了它在家训史上“《颜氏家训》之亚”的地位。宋代的其它家训如范质《戒从子诗》、黄庭坚《家戒》陆游《放翁家训》等则以自身经历言传身教，感人肺腑，深受子弟欢迎与接受。正是宋代家训家范在方法上的特色，使得家训家范得以深入民间。
        
    从家训家范的写作目的来看，宋人的家训家范虽然标明是“家”训或“家”范，但其为民间社会“立法”，端正民间社会风俗的认识却是十分明确。
        
    《四库全书总目》论《温公家范》时就说：“观于是编，其型方训俗之规，犹可见一代伟人修己型家之梗概。”（注：《四库全书总目》卷91。）可见司马光写作本书不仅是“修己型家”，而且还要“型方训俗”。又如《袁氏世范》“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注：《四库全书总目》卷92。），此书最初是为袁氏家塾训蒙之作，题名为《训俗》。书成后，袁采认为本书可以“厚人伦，美习俗”“将版行于兹邑（乐清）”，因请其太学同学刘镇“是正而为之序”。可见作者此书不仅要训蒙，而且要教化其管辖区――乐清，而刘镇“熟读详味者数月”后，认为此书“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因此他断言此书不仅“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不仅“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注：刘镇：《袁氏家范.序》。）此一评论可谓是超出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也的确反映了作者的意图。因此，袁采接受了刘镇建议改书名为“世范”而版行之。
        
    末代的家训家范一开始是作为一家之教而写的，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家训家范是被镂版发行，面向社会的。
        
    据刘镇《袁氏世范序》云，淳熙戊戌本书成书不久即刻版印刷。吕本中的《童蒙训》本来是“其家塾训课之本”（注：《四库全书总目》卷92。），是用来教育家族子弟的教材，无疑属于家训一类作品，据楼P后《跋》云，本书成书后就镂版发行。宁宗嘉定时，楼P说他在“儿时侍乡长老，尝从旁窃窥所谓吕氏《童蒙训》”后来嘉定乙亥(1222)金华太守丘公“出钱五万”版刻发行，此前“长沙郡龙溪学皆尝锓木而讹舛特甚”“丘公所诵习者，未知何所从得也”（注：楼P：《童蒙训.跋》。），据此推断则嘉定乙亥前可能还有两次刊刻。所以《童蒙训》在其成书后，在南宋至少版刻过三次。又，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其书为训课蒙学而设”（注：《四库全书总目》卷92。），最初也是用于家庭教育的课本。按本书吕祖俭跋，其书在绍熙二年七月即由丹阳郡文学谭元猷于学宫刊刻。稍后的家训家范大作则是刘清之的《戒子通录》，关于该书版本《四库提要》说：“元虞集甚重其书，尝劝其后人刻诸金G，后崔栋复为重刻，顾自宋以来史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二册，亦无卷数，外间传本尤稀”（注：《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戒子通录.提要》。），似乎在宋代未曾刊刻，但据《戒子通录》之陈黄裳序云：“近世朱徽文公既成小学之书，又柬刘静春集史传嘉谟善行与宋氏诸儒之格言为《戒子通录》，凡为父母为子侄为兄弟为夫妇之道具，是阶庭讲学，耳濡目染，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于世教实非小补，湖湘旧有板，今不复存，平阳崔君架之间以语余，幕府余闲，手自仇校，且绣梓以广其传，盛心可尚己。以儒饰吏，言政及化，岂俗吏所能哉？既为嘉叹，且系之辞，大德庚子春丁，前进士眉山陈黄裳谨叙。”考之本序，大德庚子为1300年，此距宋亡已一年，即在元大德元年崔架版行过《戒子通录》，陈黄裳在谈到崔架版时，说此前曾有“湖湘旧版”，但“今己不存”，则在崔架版前早已流通过，虽然详细情况无从了解，但南宋晚年《戒子通录》在湖湘曾发行过，却是事实，所以《戒子通录》在宋元时期有三版，即南宋时的湖湘版，元初的崔架版和四库所言虞集版，虞集版序未载明年月，但可推知为第三版。总之，宋代的几部名家家训家范之类的作品，基本上在宋代即镂板刊刻，而且大多作为民间学馆私塾为启蒙教材，可见其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换言之，宋代的家训家范作品，已经从私人话语转化为社会话语，或者说统治者的文化霸权不仅深入到社会精英阶层，而且深入到了基层，并为基层社会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