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3)

  来源: 中华文史网

臣们认定的治世良方，不外乎祖宗法度。例如，殿中侍御史庞籍批评前此朝廷政令背离了祖宗之制，上奏章《乞改复祖宗旧制》：
　　三圣垂统，纪律大具，陛下文明恭俭，绍隆宝图，祗守先训，克臻至治。臣窃见朝廷政令有渐异祖宗之制而宜改复旧贯者多矣，……实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旧章，沮劝允明，侥幸咸塞……
[29]
　　同年八月，端明殿学士宋绶也上言建议“惩违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他追忆说：
　　太宗尝曰：“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深可惧也。”……愿陛下思祖宗训戒，念王业艰难，整齐纪纲，正在今日。”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条，记载着仁宗针对监察官员除授之事对于宰相李迪的批评：

　　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按：指张沔、韩渎）为台官，言者谓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上曰：“祖宗法不可坏也。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渎。
　　仁宗朝，遇事讲求“祖宗之法”的作法愈益普遍，对于“祖宗之法”的解释逐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庆历（1041―1048年）初期，国家受到空前的内外压力，改革呼声渐高。庆历三年秋，新政的主持者之一枢密副使富弼上章《乞编类三朝故典》，其中说：
　　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既立，然後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也。宋有天下八十馀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i革。
[31]
　　这里所说的“法制”，事实上就是指太祖、太宗乃至真宗时的“纪纲”“成宪”。奏疏进上不久，仁宗即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等人正式编修《祖宗故事》，
[32] 作为“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的保证。次年二月间，仁宗曾令王洙进读《祖宗圣政录》，该书很可能就是已经修成的《祖宗故事》。 [33]

庆历四年三月，仁宗“于迩英阁出御笔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中的前几条是：
　　一曰遵祖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
　　数日後，翰林侍读学士丁度等进《答迩英圣问》，对于仁宗所书三十五事进行了一番注释，特别指出其大义所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败、忠邪善恶之事”。
[34]
　　在北宋中期以後的历史上，“祖宗之法”愈益不容轻议，成为臣僚们阐发政治主张时立论的依据、谏诤规劝皇帝时通用的利器。
　　宋神宗熙宁年间由于“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直接的目标所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化成为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之一正是因为涉及到了对于“祖宗之法”的更革，引发出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不久，朝政即有了重大的反复。五月，召为执政的司马光在其《请更张新法札子》中，提出以“复祖宗之令典”作为下一步措置的核心。他说：
　　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馀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35]
　　被批评为“变乱旧章”的新法派代表人物，也更为主动地引述“祖宗故事”以申明主张。是年十月，太皇太后高氏与执政议选台谏官员，章即以范纯仁、范祖禹与执政亲嫌为由，举祖宗旧章反对说：
　　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当动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 [36]
　　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
　　当然，“祖宗之法”决不仅止是士大夫说说而已、用以强化个人论点的单纯工具。关于援引祖宗之法的意义所在，哲宗元v（1086―1093年）後期范祖禹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于治安，祸乱必生于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
[37]
　　像这样语调严肃的劝告，显然是希望年轻的皇帝感到凛然戒惕。而所谓“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之说，正反映出从李沆、王旦到司马光、范祖禹们的苦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