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2)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二）
　　真宗前期，承继祖宗遗绪，被认定为国家文治武功、光大太平基业的保证。士大夫们普遍认为，新皇帝的责任在于“垂子孙之贻谋，光祖宗之大业”
[14] ；而且，“今国家三圣相承，五兵不试，太平之业，垂统立制，在兹辰也。” [15]
　　在朱台符、孙何等人于咸平二年（999年）所上奏章之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认识。次年，真宗北巡归来後，王禹在其《贺圣驾还京表》中，也称颂皇帝“奉承祖宗，威怀戎狄，但懋守文之策，靡衿神武之功”之美德。
[16]
　　即位于而立之年的真宗赵恒，尽管每每称说“朕每念为君之难，且思继志之重；兢兢业业，罔敢怠荒”， [17]
　　而实际上，作为有宋建国以来生长于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他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于标树个人的统治形象。这一致命弱点，无疑被富有政治经验的臣僚所洞察。
　　不难看出，在当时情形下，循祖宗旧典、遵“祖宗之法”的提出，不仅是宋代帝王的统治方略，也是统治阶级上层一些黾勉求治的决策人物用以说服乃至“慑服”君主、协调统治步调的合理方式。
　　景德元年（1004年），皇太后去世後，李沆在请真宗节哀听政的奏章中，曾经徵引前朝故事，说：“伏望循祖宗之旧典，禀母后之遗言；节哀顺变，式叶前经，垂拱向明，躬决庶务。”
[18]
　　在涉及国家根本大计的方方面面，更需要藉重于祖宗朝成规定法的影响。十一世纪前叶，正当北宋王朝自开创向守成转型的时期，如何使人主兢兢业业，保证朝廷“无事”，决策层中的一些士大夫深切地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五代乱离，殷鉴未远。真宗前期的宰相李沆之所以被称之为“圣相”，正是由于他在这一方面具有“先识之远”
[19] 。杨亿在为李沆所写墓I铭中说，李沆“谋事补阙，夜思昼行；纳诲尽规，有犯无隐；深识大体，务行故事。” [20]
　　《杨文公谈苑》中也曾引述李沆自己的话说：“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唯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
　　李沆等人这种竭力维护“朝廷防制”，处处“务行故事”的作法，是对太宗即位诏所宣布精神的身体力行，被时人认为是深识治体的表现，事实上已经奠定了恪守祖宗法度的原则。
　　景德以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祀汾，大营宫观，L讲坠典，靡有宁日。” [21]
　　在此背景之下，位居首辅的王旦首先将“祖宗典故”“祖宗之法”作为治国原则提出，以期藉此抑制帝王过度偏离国家正常的统治轨道。
　　欧阳修在《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中，说到景德（1004―1007）後期，
　　是时契丹初请盟，赵德明亦纳誓约，愿守河西故地，二边兵罢不用，真宗遂欲以无事治天下。公以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进退能否，赏罚必当。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无不听。
[22]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当真宗考虑允准其“深所倚信”的内臣刘承规之乞请，授予他节度使名衔时，宰相王旦义正辞严地说：“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
[23] 据《宋史》说，“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後。” [24]
　　祥符、天禧之际，真宗意欲以王钦若为宰相，王旦出面阻止，所举述的理由之一即“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 [25]
　　在当时，据守“祖宗朝”之典常故事，不仅是王旦等人制约帝王行为的有效藉口，也是他们行使政治信念的依据及建设统治规范的需要。
　　宋仁宗天圣（1023―1031）、明道（1032―1033）年间，凡朝廷议而未决的事端，自科举考试、天下马政至殿宇营造，臣僚经常徵引“祖宗旧制”作为处置的依据
[26] 。天圣四年，宰相王曾等在议论考试举人条目时，曾经顾虑到“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 [27]
　　说明当时诸事引据先朝旧规已经成为风气，祖宗朝的成章定制已经不容“轻议”。
　　王举正、李淑等奉命编纂的《三朝宝训》，也在明道元年二月由宰臣吕夷简奏进 [28] 。
　　真宗时期乃至仁宗初年的统治者们，尽管致力于倡行祖宗之法，但当时所徵引、所举述的“祖宗之法”，基本上局限于具体的法规“典故”，引述的直接目的在于保持政策实施的一贯性，防偏纠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