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地區之社會變遷 （3）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由於經商在徽州地區百姓現實生活中的舉足輕重的意義和普遍性，傳統的右儒左賈的思想意識在這裏似乎並不居首位，相反，儒、賈相較，嘉、萬之際，賈反有居上之勢。正如時人汪道昆所云：『吾鄉左儒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１１）ｅ］。汪氏在另一處又說：『古者右儒而左賈，吾郡或右賈而左儒。蓋詘者力不足於賈，去而為儒；贏者才不足於儒，則反而歸賈。』［（１２）ｅ］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經商固然系迫於生計的需要，同時無可否認也有一部分人是讀書不成才轉到經商上面來的。然而，我們則不能據此而否認明後期右賈左儒的社會思潮的存在和作用。文學以獨特的手法反映現實，正由於此，才有『文學真實』的提法。明末擬話本小說集中有載：『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着』［（１３）ｅ］。同樣道理，出生徽地的一些衣錦高官者不恤人言、不畏傳統，也加入到經商行列，派僕人代為經商，或者將官僚資本貸與他人，取得高額利息。正如唐順之所云，『（新安）仰賈而食，即閥閱家不憚為賈』［（１４）ｅ］。歸有光也說：『（新安大族）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游於四方』［（１５）ｅ］。經商活動影響和滲透到了徽州社會的各個階層。


　　徽人的營業範圍非常廣泛，大者鹽、典、茶、木，小者屠沽販脂。只要有錢可賺、有利可圖，便設法為之，可謂『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制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１）ｆ］。一般來說，巨商發家於鹽、典。食鹽是國家專賣品，明初實行開中制，納糧北邊，換取鹽引，繼而掣鹽，到指定銷售區域售賣。成化年間由於勢豪對北邊鹽引的壟斷，其他商人畏止不前，不能保證北邊糧餉供應。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淇在成化年間以銀換引的經驗基礎上，將這一做法全面推行，使之制度化。商人在各鹽運司上納銀兩，不必親赴北邊，且無守支之苦。運司將銀兩累解太倉，然後分發運至各邊［（２）ｆ］。徽州距兩淮、兩浙鹽區密邇，因此具有經營鹽業的優勢。這種改革為徽商經營鹽業大開方便之門，也為徽商能夠成為巨商提供了可能。所以萬曆時人謝肇ｚｈé＠⑤說：『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３）ｆ］這是就鹽商而言，其他行業的商賈未必能如是之雄。歙縣之所以敢豪夸所謂大賈無法與其比擬的海口，就是因為歙縣有腰纏萬貫的大鹽商的存在。據【萬曆歙志】記載，大鹽商最初為黃氏，接着，汪氏和吳氏後來居上，資本『皆數十萬以汰百萬者』［（４）ｆ］，與謝肇ｚｈé＠⑤所云資本額相符。典商，又稱當商、質商或質劑之商，即物貨抵押和高利貸剝削相結合的一種經營。徽商一旦有所積蓄，一般都連帶經營此業，固定在某一都市或鄉村，較行商風險較小。徽州諸縣中，以休寧、歙縣的典當經營者居多。徽人善於經營，利率甚低，較之一般高利貸都要低二三倍。比如，嘉靖年間，休寧由溪商人程鎖在應天ｌì＠⑥水經商，兼營典當。按當地習俗，春季貸給下戶母錢，秋季倍收子錢，即利率為１００％。而程鎖『居息市中，終歲不過什一。細民稱便，爭赴長公』［（５）ｆ］。萬曆年間金陵當鋪共５００家，福建典鋪取利三四分，即３０％或４０％的利率，而徽州鋪只收一二分或者三分。所以，該地的徽州典鋪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人情最不喜福建』［（６）ｆ］。萬曆三十五年六月，河南巡撫沈季文上奏道，『徽商開當，遍於江北』，僅河南一地，就有汪充等２１３家質鋪［（７）ｆ］。明末，徽州人汪箕在京師，開典鋪數十處，家貲達數百萬［（８）ｆ］。此外，木商、瓷器商以及布帛、絲絹商也值得注目，不再贅述。


　　徽商活動範圍極其廣大，可謂無遠不屆，無所不至。據【萬曆歙志】載：當時兩京、浙、閩、廣等都會，蘇、松、揚等大府，臨清、濟寧、儀真、蕪湖諸要道，瓜州、景德諸鎮，都有徽商的身影。此外，『山陬海ｒｕáｎ＠⑦、孤村僻壤』亦莫不有徽商的足跡［（９）ｆ］。除了內陸地區外，他們還遠至海外，到日本和東南亞經商，運去土貨、景德鎮的瓷器、蘇松地區的棉絲織品，還有廣東佛山的鐵器製品。正如【萬曆休寧縣誌】所載：『邑中土不給食，大都以貨殖為恆產。商賈之最大者舉鹺，次則權母之輕重而修息之；千百中不一二焉。其餘借懷輕資，遍游都會……詭而海島，深而沙漠，足跡幾遍宇內』［（１０）ｆ］。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致富並成為巨商的徽商畢竟是少數，所佔比重不大。如【萬曆歙志】所論：『姑論吾邑，千金之子比比皆是，上之而巨萬矣，又上之而十萬、百萬矣。然而千金則千不能一也，巨萬則萬不能一也，十萬、百萬可知。乃若朝不謀夕者則十而九矣。』［（１１）ｆ］擁資千金、萬金者不及經商總數之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絕大多數則『朝不謀夕』［（１２）ｆ］。許多人在經商過程中，或出意外，如水火之劫和盜劫之類，或頓挫虧折，連本不保。如萬曆時汪道昆所云：『吾鄉業賈者什家而七，贏者什家而三。』［（１３）ｆ］易言之，十分之七的經商者並未躋身富商的行列，可能因過渡浪費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有虧折損失的因素在內。明末休寧人金聲也說：『向之出而求食於四方、遭劫奪不能復出而不得不坐於家者，蓋十家七矣。』［（１）ｇ］商人如此之多，只有十分之三才能贏餘，而其中之巨賈所佔比重當更加微弱。


　　三 徽州地區社會變遷的歷史認識


　　徽商集團經過正德、嘉靖時期的發展，逐漸鑄就了自身的形象。徽商藉助其他地區，尤其是毗鄰的江南地區作為歷史舞台演出了壯觀的歷史活劇。通過商業活動的區域空間位移，促進了地區間經濟的交流與分工，把生產和消費連接起來，推進和刺激了地區商品生產的發展。徽商的遍佈和資本的回歸，也對本地區經濟進步有所引發。如當地的林木經營就有所發展。『大抵新安之木，松、杉為多，必栽植始成材，而婺源、祁門之民尤勤於栽植。凡栽杉以三十年為期乃可伐』［（２）ｇ］。嘉靖四十四年，臨川人祁門知縣桂天祥說：『本縣山多田少，民間差役、日用咸於山林賴焉。是一山木之興，固百年之攸屬也。』［（３）ｇ］充分道出了林木種植的商品性和對當地民生的重要性。利用林木資源的制墨業和刻書業在當地也得到了長進。徽州制墨起源於唐末；易水人李超為避唐末戰亂，流落該地，利用松木造墨。此後，其子李廷ｇｕī＠⑧傳其藝，更臻精進。明代嘉靖、萬曆時，徽州制墨在承繼傳統的基礎上，將制墨技藝推進了新的階段。據載，『新安人例工墨』。嘉、萬時的制墨名手有羅小華（龍文）、方正、邵格之（即邵青丘之子）、方於魯、程君房等人。其中，方、程兩人角勝。方刻【墨譜】，『刻畫妍精，細入毫髮』，程作【墨苑】以正之［（４）ｇ］。


　　總的來講，由於徽州複雜地貌的限制，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未能為商業資本的流向提供更多有益的出路。換言之，商業資本對當地舊因素的瓦解顯得有限和乏力。這樣，所呈現的是新舊因素膠結的特徵：要麼把商資用於修造亭台樓閣；要麼用以葺修祠堂、編修祖譜、置購義田、賑濟宗人；要麼派到奢華的生活方面；要麼出於纖嗇將白銀窖藏起來，退出了流通領域；要麼扶植子弟、宗人讀書入仕，加入官僚隊伍，為自家提供政治上的保障；要麼捐貲政府，獲取義官的榮譽；要麼廣收貧家子女，採用落後的生產方式奴役使喚。商業資本和舊勢力、舊因素固結一體，為舊『肌體』輸入了新血液，不僅未起到破壞的效用，反而產生了幫襯的功能。這是就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邏輯而論。若撇開其具體的階級內容，修橋鋪路、扶植窮困、周助國急等社會保障、經邦濟世的做法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總之，徽商資本的回歸併未產生像江南地區紡織部門那樣的社會效應，而時時帶有保守的特徵。看來，徽州地區深刻的歷史變遷的任務是艱巨的，其路徑也是漫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