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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特殊的贱民――明代海户浅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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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11-12-23 15:4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网络
据《大明会典》卷225的记载可知:永乐年间,海户是由北京效顺民充任,后于山西三州府起拨民户充当的,起拨原则按照“边民事例”。又明人沈榜《宛署杂记》中说“夫古制,畴不有力役之征哉?所贵力者无不役,役者无不力,即不必曰先民,曰佚道,其谁曰厉也已!乃宛则有大不然者,五方之民,各挟所长,以游京师,典买田园,因而贾富十百千万,其所受固宛之廛也。……而彼则又曰:某云何,某云何,可以籍,法未可以役;某为酒户,某为醋户,某为厨役,某为女户,某为女轿夫,某为海户,某为某名下,某为某门下,吾辈率有劳公家,势俱不役。情可无籍,而自谓为优免户;别有一等,占籍已久,义无脱籍理,而又富连阡陌,人所共睹,不得影射者,则又附之城社,或为煤户,或为柴户,每遇编差之年,坐名注头,择所便者贴之,乃所谓煤柴户,则实又上供所宜先也。”[27] 又《大明会典》卷二十载:


  “(弘治)五年,令顺天府所属人民有私自投充陵户、海户及勇士校尉、军厨躲避粮差者,除本役外其户下人丁照旧纳粮当差。”


  从上引史料来看,永乐间南海子海户是由民户来充当的,在经济上还享有一定的赋役优免特权。另外,从几段记载永乐年间的南海子海户的史料来看,起初南海子内海户的数量大约千余户,数目不大。


  至明代中期,盖自明宪宗起,南海子海户的构成成分发生了变化。


  随着明代社会自宫风气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私阉以求录用,希望通过此路达到富贵目的。明初,最高统治者对社会上的自宫风气采取抑制态度,凡是自宫求用者一概不予以录用。明代宗首开录用自宫者的恶例后,明代社会上的自宫风气便一发不可收,难以遏制。以社会上自宫人数的急遽膨胀,明代内廷不得不隔几年就收录一批自宫者,且人数日巨。[28] 在此种情势下,明最高统治者逐渐把皇家苑林南海子作为消融社会上存在着的大量自宫者的场所,将自宫者收录为海户,是明中期以来最高统治者处置自宫者所采取的经常性措施之一。明代最高统治者把收录来的自宫者送往南海子充当海户,服役其中。


  这种处置社会上流荡的大量自宫者的做法,可追溯至成化年间,明人陆容曾说在遇赦之年,明代统治者会将收押于户部的自宫者,“按故事送南苑种菜。”[29] 稽之史籍,明代中后期,处置自宫者最惯常的做法就是发往南海子充当海户劳动。如:


  余继登《典故纪闻》载:


  “成化十一年冬,有自宫聚至四五百人,哄嚷求收用。宪宗云:‘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聚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是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移文天下禁约’。”[30]


  王世贞《m山堂别集》载:


  “正德元年,大学士刘健等人言政十失内有言:‘内府佥书守门及各处添设分守守备等官,奉旨减革者,不无一二,而南海子净身男子又选入千余。’”[31]


  《明史》载:


  “正德十一年夏五月,…甲辰,录自宫男子三千四百余人充海户。”[32]


  《明世宗实录》载:


  “原充南海子海户净身男子龚应哲等为首万人,诣阙自陈…”[33]


  王世贞《m山堂别集》又载:


  “(嘉靖)五年,二月,南海子净身男子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上怒,命锦衣卫逐还原籍,为首者杖之。”[34]


  上引史料证明,南海子海户至迟在明宪宗时期开始,就有大量的净身男子混充。大量的净身男子混充海户的转折点是在正德年间。此前,混入海户内的净身者数量并不是很大,成化十一年,仅是将收押的四五百人的中部分编发入海户,服役于南海子。而至正德元年时,首次收录净身者就是千余,因此被刘健等指责为十大失政之一。明武宗在位期间,南海子海户中净身人数猛增。正如明人汪f曰:“…宣德、正统以来,宦臣收入渐多,及武宗之世,日益昌炽,锦衣玉食之荣,上拟王者;为之弟侄者,往往坐获封拜,…是以闾阎小民朵颐富贵,往往自残形体,以希进用,当时收充海户者几万人…”[35] 这里所指“收充海户几万人”,无疑是正德在位期间所收净身者的总体数字。从嘉靖元年五月南海子海户万人诣阙自陈请用来看,“几万人”绝非虚夸之数。明代内廷一系列收纳净身人入南海子的记录表明,收录次数非常频繁,数量也相当庞大,这些充分说明了南海子已变成了净身者的收容所。从人数来说,已是一个有几万人的特殊人群了。 这里所指“收充海户几万人”,无疑是正德在位期间所收净身者的总体数字。从嘉靖元年五月南海子海户万人诣阙自陈请用来看,“几万人”绝非虚夸之数。明代内廷一系列收纳净身人入南海子的记录表明,收录次数非常频繁,数量也相当庞大,这些充分说明了南海子已变成了净身者的收容所。从人数来说,已是一个有几万人的特殊人群了。


  南海子海户的收录事宜,刘若愚《明宫史》说:


  “凡收选内官,于礼部大堂同钦差司礼监监官选中时…次日早晨点入东安门,赴内官监,又细选无违碍者,方给乌木牌,候收毕听旨,定日差司礼监掌印或秉笔,于万寿山前拨散之。”[36]


  明代汪f亦说:


  “将见在净身男子逐一审视,比照奏内姓名,有无虚捏备查的确数目及各人年岁贯址。定限三月十五日以前开报本部,仍会同司礼监官备查先年收充海户事例,从长议处,请自上裁。…”[37]


  由此可见,南海子海户收录事宜主要由礼部与司礼监共同处置。


  永乐年间,初设上林苑监时,“时止设文官,职专进退,于民无扰。”[38] 以及当时南海子内海户是由民户充当的这个事实来看,似乎南海子初为上林苑时是由户部文官负责。孙承泽又说:“(永乐初)以中官相兼任用,置左右监正各一员,正五品。”[39] 从“中官相兼任用”来看,中官也参与管理南海子海户。后增设内官九员,弘治间已渐增至十八员,正德间有添设监督等,增至九十九人。[40] 嘉靖即位后,有所裁革。又明刘若愚说“总督太监一员,关防一颗。提督太监四员,管理、佥书、掌司、监工数十员。” [41] 可能随着海户成分的变化及中官势力逐渐的增强,原来主要负责管理南海子海户的文官权力逐渐退缩至有限范围,而由中官负责海户的实际管理。


  南海子海户,尽管享有一定的服役优免权,也因为与皇家的特殊关系使得海户与其他贱民有所不同;但其待遇与地位仍是极其低下。所以从一开始就发生海户大量逃亡现象,如宣德七年十月,


  “行在户部奏:上林苑监嘉蔬署菜户二百余人逃还山西,请差官督捕。上曰:……所以逃者,必为监临所虐,或身窘于饥寒耳。…”[42]


  景泰四年七月,礼部奏:


  “上林苑监蕃育署总甲王嵩等节告,远年在逃养牲王三等六百三十五名,遣下原养牲口、鸡鹅等项,共九千九百九十六支,即今着令见在人户包赔,委的艰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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