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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读史网 1、宦祸
监阁体制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皇权,却将宦官彻头彻尾地拉入了政治舞台。尽管明代宦官的文化素养相对提高,但家庭生活的种种磨难，生理创伤所导致的自卑与敏感，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对宦官当权的敌意和仇视的文化氛围，异常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得很多人变得猜忌阴刻狠毒，他们通常对权力、财富、名利有着极强的欲望。因此,当相权游移至宦官手中的时候,那些儒化较深政德很好的司礼太监如怀恩、陈矩之类还能对政治体制的运作起到不少积极作用。而那些心术卑劣雄猜阴狠的宦官掌握大权，则是整个国家的灾难。通常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厂卫机构的特务统治的极度强化。由于厂卫机构与司礼监的特殊关系，当司礼监执掌相权时,厂、卫也成为司礼监维护自身权力、打击异己势力的有力工具，这样的后果往往是国家政治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国将不国。二是贪污贿赂成风。对于大多数宦官来说,追求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聚敛金钱。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天启年间的魏忠贤都是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的典型案例。宦官执掌相权的时候,也是贪贿的肿瘤于封建肌体中膨胀发展的时期,“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33]。甚至在官场中形成了“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能”[34]的不良风气。就连学士入阁,也“必贿内侍,如树之托根然”[35]。国家机制亦随着贪贿肿瘤的膨升,由良性运转向恶性运转转化,并日渐形成积重难返之势。
2、党争
明代党争,早在朱元璋时就已初启端绪。监阁体制的确立则使党争更趋复杂。权力递嬗中的监、阁相争日渐成为党争的源地。
监、阁内在的颉颃使两者处于对立矛盾中。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两者对抗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时而尖锐相争,时而相互容纳,时而彼此联结,甚至数种情形杂揉在一起。但无论由谁执掌相权,也无论两者颉颃程度如何,他们内在的权力之争却始终存在。
从英宗初叶,王振与内阁的权力斗争开始,监阁相争在明代历史上从未停息过。武宗时,阁臣刘健、谢迁的辞职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在刘瑾所开列的“奸党”名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谢二人[36]。世宗时,严嵩为相,“结诸奄人,微伺大内动静”,以巧迎上意[37],对宦官的礼遇也超过从前,似乎成为监阁相结的典型。然而权力之争并未因此而消弥,与严氏争权的司礼太监李彬以及提督东厂太监马广就是他授意私党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缉其阴事而至死的[38]。穆宗时,高拱请尽“诎司礼权”[39]，可以说是监阁斗争激化的产物。在缺司礼掌印的情况下,他先后违例荐举御用监太监陈洪、尚膳监太监孟冲入掌司礼,却将按例当升的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置之一旁,也是他实行“尽诎司礼权”的一个步骤[40]。
监、阁权力斗争向官僚体系的辐射扩展,将更多的官僚士子拉入党争的漩涡。首先被拉入这一漩涡的就是素有喉舌之任之称的科道言官。
明代的科道官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为职能。因此,无论对内阁还是司礼监来说,科道官无疑是他们可以利用来打击异己势力的最好工具。于是,双方在权力的争夺中也展开了对言路的争夺,“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41]。而言官也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或依内阁,或附司礼。武宗时,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上疏挽留刘健、谢迁,并指出“晏朝、废学、游宴,非(君王之)体”[42],就是支持内阁的科道官向司礼监的挑战。熹宗时“言官又多拜为门下士以通忠贤”[43],甚至“权媳ǜ捶唇柩怨僖陨,言官声势反恃权弦灾亍[44]。魏忠贤就是以这些科道言官为刀手扫除内阁异己势力,攻击东林清流的。正如《明史》所云:“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是其烈也。”[45]
明中叶后,监阁权力争夺的加剧,使党争更趋激烈,几乎将所有官僚都卷了进去,“四方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但有角户发门之念”[46]。党争的扩大化,不仅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宁,也使国家机制日渐偏离正轨。“党局既成,互相报复。”[47]宰相选荐大臣,不论贤否,只论亲疏,尤其科道言官更必任“切近乡人、亲友、死党。有所欲为,则托之昌言;有所欲去,则托之论罢。”[48]于是,政治的缺陷导致腐败已不可避免,终将明王朝拉入了覆亡的深渊。(作者：陈志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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