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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百家讲坛》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被视为矢志破旧立新的激进主义宣言。但很少人知道，这句话其实是300多年前另一句守旧宣言的升级版―“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话的著作权属于明末清初那位以顽固守旧著称的学者杨光先。
不过，与其说杨光先“顽固守旧”，毋宁说他“顽固卫道”。确切地说，他只是比别人更犟一些而已，只认一个理：听圣人的没错！只要圣人说谁是妖孽，他一定拼死去打倒它。倘若真是妖孽，他自然要穷追到底；要命的是，即使所有证据都证明那其实是个冰清玉洁的九天仙女，他也会埋头批斗，决不放过。
抬棺死劾权臣
杨光先第一次名垂青史的“除妖”行动，发生在崇祯十年（1637年）。当时，40岁的杨光先是新安所的世袭千户，为了参劾当朝权臣大学士温体仁和给事中陈启新，他把千户之位让给弟弟，自己以布衣身份，效仿海瑞抬着棺材向皇帝上疏，历数温体仁和陈启新的罪状，称为“舁棺死劾”，结果遭到廷杖并流放辽西。
这个温体仁是怎样的人呢？据说，崇祯执政17年，换了51个首辅，平均一年3个，但温体仁当首辅8年，时间最长。不过，他是治国庸材，辅政8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国济世、救亡图存的方略，没有建立过任何利国利民的功业，但同时他又是厚黑奇才，在结党营私、玩弄权术、陷害异己等方面功力深厚。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蒙冤而死，就是温体仁一手促成的。有史家认为，明王朝之速死，与温体仁不无干系。也就是说，这回，杨光先的“拔剑除妖”之举找对人了，而且运气好得很，虽然他的“舁棺死劾”未能撼动温体仁一根汗毛，自己反而遭到廷杖和流放，可不久温体仁就倒台病故了，杨光先被赦回乡，一举成名。
牛刀小试，就站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杨光仙因此声名大振越发坚定了自己“紧跟圣人伟大旗帜”的信心和决心。
挑起“康熙历狱”
光阴荏苒，转眼间明亡清兴。不知为何，在改朝换代的危急时刻，杨光先没有用他一贯的激烈方式去践行忠臣不事二主的孔孟遗训，也没有效仿春秋时的伯夷叔齐躲进深山饿死不食周粟，而是与时俱进，一边做自己的新安卫官生，一边时刻准备着为新政权建言献策。
这期间，古老的中国迎来了一次接受西方科技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契机。随着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邓玉函、南怀仁等人先后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传教士们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给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经典的小说、戏曲、中医、园林艺术等译介到西方。以他们为中介，中国打开了通向现代文明的一扇窗。
顺治帝对西方科技文化颇感兴趣，十分信任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将汤若望运用西方天文学成果所制定的新历法取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取代年久失修、错谬百出的大统历和回回历。皇帝不仅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而且，为了嘉奖他的学识和勤劳，翌年还加封他为太常寺少卿，八年后又赐名号“通玄教师”，十年后封其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
这下杨光先急了。他激烈反对，撰写了《辟邪论》等文章，连篇累牍加以攻击，并屡次上书，要求将汤若望及其信徒、同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引韩愈语）。他的言行透着一股强烈的道德危机感―大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再不挺身阻止，西洋“奇技淫巧”就会颠覆华夏乾坤，大清就要亡国灭种了。可他的论据却十分有趣，比如，看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插图，便如获至宝地宣称：瞧那汤若望长得金发碧眼，分明是因谋反而被正法的贼首耶稣的遗孽！他嘲笑“地球是圆的”理论，说若果真如此，那么球上球下之人脚心相对，球下的人岂不是倒悬着的吗？自古以来只听过顶天立地的人，从未听过有倒立的人，你西洋人试着倒立在天花板上走给我看看？地球下方那些江河湖海里的水又怎么没洒出天外去呢？“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他还把汤若望等传教士及教徒们定期的集会祷告说成是谋反。然而，此时汤若望“圣眷正隆”，杨光先的攻击恰似铁拳砸到了棉花上。
顺治帝去世后，小皇帝康熙即位，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杨光先的机会来了。他再次上疏，历数汤若望西洋新历的十大罪状，包括：时宪历上的“依西洋新法”字样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新的历书只推算了200年，是诅咒大清短命；汤若望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误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杀”，连累孩子的父母即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条条都足以置人于死地。
在鳌拜的支持下，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中支持他的官员如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均被判凌迟处死。其实，由于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又发生地震，在孝庄太后的斡旋下，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了一死，只是羁于狱中（后来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两年后病死），但李祖白等其他五人还是被处死了。这个李祖白又是怎样一个人呢？简言之，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他协助汤若望写出《远镜说》一书，将伽利略发明的现代望远镜制作方法介绍入中国。这样一位天文学家，却被杨光先斥为“背圣弃祖”的妖人，父子一齐遇难，成了“中国版的布鲁诺”之一。
成也历狱，败也历狱
不幸的是，历法这东西是可以通过实测来验证的，不像价值观之争，说黑说白，全凭口舌。杨光先如愿以偿扳倒“西洋妖孽”之后，朝廷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他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懂什么历法，于是上疏请辞。结果朝廷不但驳回，还提拔他做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只好硬着头皮上任。
几年后，鳌拜倒台，朝廷发现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这位“学者”接掌钦天监之后，所造的历法谬误百出，一年有两个春分、两个秋分，连闰月也算错了。于是朝廷起用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遂提出要以实证来证明两种历法的准确度，并在次年的现场推算比赛中赢了杨光先。“杨氏学术”之缺终于藏不住了。
然而这时，杨光先再度展现了非凡的底气，昂然宣称：“臣只知历理，不知历法”，“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就像晚清大学士倭仁反对洋务运动时喊的那样：“宁使中国无技艺，不使中国有西学”；又像今天“左愤”或“民族主义愤青”的宣言：“用洋货的就是卖国贼！”
南怀仁则趁热打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疏称杨光先为鳌拜的党羽，结果杨光先被判处死刑，后虽赦免回乡，但死在路上，未能重演当年“舁棺死劾”后的“咸鱼翻身”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康熙历狱”，它和万历年间的“南京教案”、康熙亲政后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一起，扼杀了17世纪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一线生机。此后朝廷下令不欢迎西洋人，只准钦天监之类的技艺之士留在中国，且必须具结永不回国；原先已开始的“译西书七千部”计划就此搁浅；排外被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吸收西方科技文化被视为对中国基本体制的严重威胁。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经济上，中国继续停留在刀耕火种、畜拉手提的原始生产方式中；文化上，北京的国子监依然把“四书”“五经”作为唯一的课程，而此时剑桥大学的课程已经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两相对照，也就不难明白为何工业革命没能发端于中国，为何中国只能等到被洋枪洋炮轰开国门之后才开始艰难地补课了。
而挑起这场历狱的杨光先，终其一生都以“历史正确”的“有识者”自居，并坚信：一、我最正确，反对我就是反对真理；二、我不屑于了解你，就算事实证明你比我高明也没用；三、对异见者务必赶尽甚至杀绝。这就犹如套在葫芦里长大的西瓜，之所以讨厌圆球形的西瓜，是因为它从未见过真正的西瓜，之所以长成葫芦模样，是套子使然。他们从未设想过：自己（或圣人）绝不会错吗？别人绝无长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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