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中华网论坛 怕六湾此番折腾，明廷上下对帖木儿朝的贡狮颇有怨言。四年之后，即弘治二年（1489）十一月，当撒马儿罕的阿黑麻王遣使由满剌加进贡狮子，两广总镇等官上报朝廷时，朝中大臣多主张却贡。礼科给事中韩鼎言：“狰狞之兽，非宜玩狎，却之”。但引起孝宗皇帝重视的是当时礼部左侍郎倪岳上的《请却赛玛尔堪进狮子疏》。倪岳在这份奏疏中针对怕六湾贡狮求明廷赏赐情况，提出了只止夷由海道贡狮，非止夷由陆路进贡驼、马的做法，既维护与帖木儿朝传统的友好往来，又阻止了帖木儿朝使臣为追逐厚利、不守外交传统的做法。在给明朝皇帝寄予厚望的同时，稳妥地处理了明与帖木儿朝的关系。而最重要的是，维护了弘治初年明廷倡导的节俭之风，抑制了奢侈之心，为“弘治中兴”提供了一个“节俭”的舆论氛围。李东阳为此写下了《却贡狮诗》，反映了这一情景：“万里狻猊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极知圣学从心始，谁道忠言逆耳难。汉代谩夸龙是马，隋家空信鸟为鸾。非才敢作清朝颂，独和新诗写寸丹。”
需要指出的是，前引《明武宗实录》记正德二年事，弘治晚年还是喜欢看撒马儿罕进贡的狮子表演，但帖木儿朝由海路贡狮由此绝。
帖木儿朝来华贡狮在波斯文献中亦有反映。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契达伊的《中国纪行》对此便有记载：至于中国人的“慷慨恩赐”或纳付的价格，1头狮子值30箱商品而每只箱子中都装100种不同商品：绸缎、缎纹布、拜-贝赖克帛（可能系指丝绸）、马蹬、铠甲、剪刀、小刀、钢针等。每种商品单独成包、每只箱子包括1000包，也就是说共有1000种商品。为了交换1头狮子，他们花销这样的30箱商品，而为了交换1只猎豹或1只猞猁狲则要奉献15箱。[59]阿里・玛札海里分析说，狮子是在中国无法找到的一种动物，由于佛教的媒介，狮子在中国获得了一种象征性意义，意味着道德和力气，但同时也代表着智慧。穆斯林们向中国人人奉献了不少狮子，既经陆路，又经海路运输，这无疑是由于物以稀为贵。契达伊在此处提到有100种中国商品，但他仅列举了其中的8种，加上他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也就是15种左右，这是令人遗憾的。倪岳在奏疏中提到的给赐加赐物品只有各色丝、纱罗、绢布、彩段、银两等，契达伊的记载可能是夸大其辞，明朝的实际“赏赐”可能没有这么多，但帖木儿朝商人若有如此看法，他们一旦作为贸易使臣，至明朝后，便会奏求不已以便尽可能地得到他们尽可能多的赏赐。
四、中国瓷器输入帖木儿朝
明与帖木儿朝的贡赐贸易中，明朝“赐给”帖木儿朝的主要是彩段、丝、绢布、银钞等。数量较大的是绢。织物之类不易长久保存，今天我们很难再见到它了。然而帖木儿朝所需物品中，常被人们忽略的是瓷器。《明实录》中也谈到瓷器，只是记载不多，如：永乐十七年五月，明朝赐给失剌思王亦不剌金的物品中，就有磁器。
据《克拉维约东使记》记载：克拉维约一行在渴石参观正在建筑中之帖木儿行宫时，发现该行宫客厅地面满地皆铺以蓝色瓷砖。帖木儿还将大马大革制瓷器的陶工遣送至撒马儿罕。陈诚《西域番国志》记哈烈瓷器时说：“造瓷器尤精，描以花草，施以五采，规制甚佳，但不及中国轻清洁莹，击之无声，盖其土性如此。实际上陈诚与克拉维约所见皆非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只是施以青白釉彩的陶器。帖木儿朝的统治者更喜欢中国瓷器。布哇《帖木儿帝国》：“回历852（1448/1449）月即别部侵入河中，残破撒马儿罕及其附近诸地，毁夏宫，从中国运至之瓷塔，亦碎。”其时，兀鲁伯刚刚去世。而兀鲁伯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巴布尔回忆录》说，兀鲁伯曾在撒马儿罕建造了一座“雕刻的清真寺”，其所以称作“雕刻的”，是因为它的顶篷和墙壁都覆以黑石，并用由木块组成的中国画装饰起来。巴布尔还说，兀鲁伯・米儿咱在科希克山麓辟了一个花园，在这个公园里有一个亭子，称为支那厅（瓷厅），因其前面矮墙的下部都为瓷砖所铺砌。这些瓷砖是他派人去中国采办来的。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其《陶瓷之路》一书中，谈到他访问阿富汗时，在喀布尔的一个大地毯店，曾见到大约在14至15世纪运到阿富汗的几个明代青瓷大盘。并指出在阿塞拜疆曾出土了不少精美的中国瓷器。其中浅绿色的瓷器，可能是明代龙泉窑青瓷。阿里・阿克巴尔对中国瓷器十分推崇，在其《中国纪行》中不仅介绍了瓷器的制造技术，并指出：“瓷器有三大特点，除玉石以外，其它物质都不具备这些特点：一是把任何物质倒入瓷器中时，混浊的部分就沉到底部，上面部分得到澄清。二是它不会用旧。三是它不留下划痕，除用金刚石才能划它。因此可用来验试金刚石。用瓷器吃饭喝水可以增进食欲。不论瓷器多厚，在灯火或阳光下都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部的彩绘（或瓷器的暗花）”《中国纪行》写成于1516年，正当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其时帖木儿王朝已亡，但《中国纪行》中反映的多是此前的事。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