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中华网论坛 明朝建立财政国家的努力的失败，是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手里造成的(嘉靖、隆庆和万历，在位时间是1522－1620)，--而这三个皇帝执政时期，却又恰好赶上了美洲白银大规模出口的光阴。这样一来，从内部，--即通过整理财政，稳定货币发行量，清理混乱的多币种制度，确立自主的货币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劳永逸地放弃了。而货币短缺问题以这种被动的方式解决，本身就是国家能力下降的鲜明表现。
而这三位皇帝执政期间，又是皇权与六部官员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高潮的时代，以道学家为主体的士大夫官僚阶级，如同一群固执的僧侣，力图以繁芜的礼法将皇帝紧密束缚起来，这种上层统治结构的纷争，更使得明国家的行政效率下降到了最低点。
大量的白银流入，为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问题找到了答案，--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明朝国家体制的痼疾。并造成了两个后果：
第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由于困扰明代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外部因素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体系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说：明代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总体上说是消极的。
威廉・阿特威尔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有论述。他一方面对明朝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评价很高，且这样概括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他还引用了牟复礼的话：“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
另一方面，阿特威尔对明代致力于解决货币信用问题的改革，总起来评价不高：一个最着名的例子是他对于一条鞭法改革的解释。由于张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关键性一笔，因此张江陵与王荆公(安石)并列，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家的代表。--但阿特威尔却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张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与海禁解除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白银贸易的省份，也是海盗和民间贸易最活跃的省份。所以阿特威尔认为：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
这就是说，改革家张江陵(居正)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国内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类的屁股下面坐着石油，那就何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将土崩瓦解。阿特威尔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张居正改革纳入到一个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指出了张居正式的改革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致命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明代中期市场和生产都极大地扩大了，但国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这突出地表现为混乱的币制不能治理和基层不能组织方面。他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明清帝国软肋：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
当嘉靖皇帝继位时的1522年，中国以其超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繁荣的市场经济，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但是在“无为”的道学思想支配下，明朝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国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皇权与士大夫的争斗不能停止，由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两张皮”结构也没有改变，在长期表面的繁华掩盖下，中国的国力却日益衰落，上层为“道学”而战，基层又没有组织，政府掌握经济、整合社会的能力于是不断下降。特别是：由于当国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阶级不善财政、甚至耻于言利、耻于言财政，这种风气终明一代泛滥不治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在与国内的豪强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会失败。而当国家不得不将货币短缺的解决之道委之于商人，甚至进一步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的时候，这就非但使得中国历来不事生产的商人垄断社会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它也开了中国经济依赖国外金融业的先河。
而中国国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由于封建制度对于国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其实并没有被彻底扫除，恰恰相反，中国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来的清代获得了新的、更为稳固的形式，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