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在明代专制主义国家中的位置

  来源: 北京日报

怎么看待宦官在明代专制主义国家中的位置

    宦官，作为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特有的伴生物，应该在国家机构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论著，多将宦官归于“皇帝制度”之下。

    应该说，由于宦官身份及“宦权”的特殊性，给宦官的定位带来了困难。明代被视作中国历史上“宦祸”最严重的几个朝代之一，宦官“擅权”，必有其制度作保证；即便权自“干窃”而来，既然攫住不还，也必以制度固定之。王天有在《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中，强调宦官的“衙门化”，使得“在皇帝之下实际形成了两套班底”，一为以内阁为代表的政府，一为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正因为“宦官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已相对稳定，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明代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者大有人在，但很少有反对宦官衙门的”。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牵制的，所以“权阉”的出现往往“与皇权式微和弱势内阁有关”。
    究竟该怎么看宦权、皇权、相权三者的复杂关系

    朱元璋废相，是皇权强化的最主要证据。有关宦官专权的种种阐述，均离不开两个问题：一是废相与相权，二是皇权的集中与分散(或延伸)。如黄宗羲所云：“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明夷待访录・置相》)将“宦权”拿来与“相权”对比，这也决定了，“宦权”常被简化为“中官首脑衙门――司礼监”的权力，而不是整个宦官组织所拥有的各项职权。事实上，“宦权”经常只在讨论明代中枢机构的运作时，将其放到与“皇权”、“相权”的相互关系之中进行解读。这恐怕是需要首先“正名”的。

    明代罢相不置，“相权”到哪里去了？有人说阁臣“无相之名，居相之实”，是事实上的宰相。但“阁权”与传统的“相权”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有人认为，皇帝、阁部各揽去一部分相权，司礼监也收揽了一部分；甚至有道：“只有司礼监才是明代中枢权力之所在”。多数论述认为，明代仍然存在“相权”，这一权力由内阁与司礼监分享，所谓“相权一分为二”，形成一种“双体相制”，或“二元制”、“双轨制”，“监、阁共理朝政”。如欧阳琛所阐释的，“司礼监的权力，实质上是皇权的一部分，或皇权的化身”。李洵强调了“皇权”的积极性，即“司礼监与内阁同是皇权的附属物，皇权紧紧控制着这两个机构的权力，始终保持着皇权的独断或独裁性，防止二者任何一方的权力超过皇权。”关于“三权”关系大体形成这样一种论述格局：明代皇帝既散相权，令各部分掌，又夺相权，君行臣职。但君不可无相，后乃有内阁之设，内阁从皇帝那里争回些，宦官再从皇帝那里窃取些，于是三者共同据有权力结构的最上层。

    以上关于宦权(司礼监权力)的论述，实际上正是将“宦官制度”定位为“皇帝制度”从属物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不认同宦官权力的合法性，所谓“宦权”，只是假窃自“皇权”；将宦官权势的扩张，阐释为皇权的“延伸”或“分散”。

    但是，既然宦官长期地、习惯地，并且在各权利关系事实认可的条件下享有一种权力――不管是否从“皇权”窃取而来，都应当视作合法。如果“宦权”皆属窃攘，那么洪武、永乐时期的宦权从何而来？如果宦权的来源仅仅是“私窃”，那它将异常地不稳定，随着“失窃者”――皇帝――之贤否而变动；但不稳定性并非明中期以后宦权的特点。而且，“窃取说”也不能涵盖所有的宦权。明代宦官参与庶政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尚膳监督理光禄寺、尚宝监用印、印绶监理黄等具体事务，是否也是皇权遗落的片段？显然，用分割所谓“皇权”来解释宦官事实上拥有的政治权利，是说不通的。

    ●究竟该怎样评价宦官及明代的“宦祸”

    对宦官的恶评是与其“专权乱政”相因应的，许多研究正从其生理缺陷上寻找原因。如山昌岭、张安福《宦官专权原因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在分析“宦官专权必然性”时说：“(宦官专权的)原动力来自宦官特殊的心理机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心理变态”。作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认定宦官心理的变态来自“阉割焦虑”，以致形成“畸形的人格”；又引用“现代政治心理学理论”，认为宦官的自卑情结必然促使他追求“过度补偿”。

    心理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必有严谨的方法。而许多针对宦官心理的“分析”，既不拿一个“病人”细加“诊断”，也不提供一个群体(各个阶层的、“好”或“坏”的宦官)作量的保证，辄径开出“变态”的脉方。鲁迅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坟・寡妇主义》)文学家言尽可恣笔张大，而学术则不可不谨严。在讨论宦官“变态”问题时，不应忘记此类人中亦有以“我形虽废，自有不废者存”的，宦官中并非没有“珠玑”(刘宝石《明代宦官中的珠玑》)；“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不都是恶劣的”(赵兴元《从明代成化年间宦官的活动看宦官评价》)。

    对宦官的评价，在话语上常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变态”与否，在研究中也颇有因人而异的倾向，比如从来就没人说郑和“变态”“焦虑”的。但研究者不能不注意到，在朝代的前期，政治较清明时，宦官多贤，至末世，则贤者尤难得。至此，心理学似乎失效了。作为一个群体，宦官的行为也是逃不脱社会的特定规范和影响的，并不简单是个心理问题。

    明清易鼎未久，即有“明不亡流贼，亡于宦官”之说；更有人将明朝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对明代“宦祸”的评价，王天有认为：明朝268年，宦官“专权”不过20几年时间，将明代政治概指为“宦官政治”或“特务政治”，显然是不合适的。

    (作者胡丹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