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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论坛 明代的有识之士，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风气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正是心学创立并传播的嘉、隆年间。其实引起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理学的崩溃，明代政治上极端专制所导致的整体性功能失调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明人王士贞在论及明代士风时有言:“国家鸿昌茂庞之气，莫盛于弘治。……盖至于正德而所谓气者，日益开露而无余。其所称一时学士大夫，不胜其少者之断，则果于掊击以见操；不胜其壮者之思，则精于刻刿以见名；乃若所谓诗，必极其变以尽风，其所谓文必穷其法以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称说之以为成一家言。而识者固已忧其时之动于机而不易挽矣。”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敏的认识。士大夫见操显名的燥急，“翕然好称说”的言论纷嚣，都表现出了社会的一种病态，他对此表示了担忧。然而，就整个统治阶层及国家机器的运转来看，更已是病态显然。武宗自然是历史上少见的荒淫天子，而承其后的世宗一登帝位，便揭起“大礼义”之争，演成士大夫间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在此之后又迷信方士，不理朝政，造成幸臣权相严嵩的专权。结果严嵩则“遍引私人，排击善类”。当此之时，“天子北急敌，士大夫饰而谈敌；南急倭，士大夫饰而谈倭。唯上亦以其饰之也。稍急则士骤而重，稍已则士忽而轻。而又会称将相者不比而昵则角而嫉，昵则乘难而借行其爱；嫉则乘难而借行其恶，爱恶胜，而天下之才望旦铸而铄，而不自觉。”朝廷重臣如此，上行下效，一般官员更少有良善。“今之谓良吏者于其才焉已耳。是故文簿书者为业修，棘征输者为能贤，果听断者为勤敏。按臣以是求监司，监司以是求郡守，郡守以是求宰职。则今之仕者得无以是贤乎？夫簿书古以稽实，今以饰欺；征输古以定民，今以病下；听断古以殉直，今以殉其好恶。则今之所谓良，民之所谓蠹也。”其实嘉靖时期的明政府已呈内外交困的衰征:南倭北虏连年骚扰海防边塞，甚且渐入内地；政府却军备废弛，财政危机；疆吏玩忽于下，廷臣交哄于上。天下“既涣之心”亦已难收，世宗晚年荒政已使正直朝臣忍无可忍。海瑞在昧死上书中称:朝廷“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张居正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积重难返的危机。无论其改革内容涉及到多少方面，时势已决定他不可能毫无顾忌地触及到较根本的层面，甚至许多先前即已明显存在的问题都没有顾及。其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使他根本无法认识到这种全面危机的本质。当张居正改革走向失败，他给朝官们留下的只是独断专横、异想天开的又一个擅权者的形象。如果说严嵩专权的20年间，其陷害诛杀善类只是这个权相维护一己私利，而终至于冰山既倒；那么张居正专政的十余年间，其排斥打击异己，恐怕也不能都视为是强力推行改革的迫不得已之举。在这两个权臣专权前后又有宦官专擅，正士难于立朝的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在理学灌输中，素来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企图“致君于尧舜”，满怀入世精神的士大夫们经一次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难感受官场的险恶犹如涛转轻舟，随时即可能有覆亡的灭顶之灾。在宦海沉浮的入仕者群中，不少人正发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动摇和转换，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正在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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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死后，仍怀抱希望的官员赵贞吉给刚刚继立的穆宗上了一道万余言的《三几九弊三势疏》，指出多年来政务积弊及其危险。其中谈及仕风与士风，他认为:当时“士气卑弱之甚”。“治道由人心维持，人心由士气兴起。今士气委靡成风，譬则越绵不团而软，由往时辅臣议礼争胜，假峻刑以箝众口，一二贪婪固宠者继起，阴惧公议，袭用旧法，遂俾士大夫礼义廉耻之维不立。驯至此时，以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员巧委曲为善处，迁就苟容为行志，柔媚卑逊为谦谨，虚默高谈为清流，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民隐为越分。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为称职，趋爵位以奔竞辨谀为才能，纵货贿以侈大延纳为豪俊。世变江河，愈趋愈下。”其总结确实形像山具体，可其情形真足令人不寒而栗，正士身处其中而能安然无恙者几稀。其时被廷杖、杀头、坐牢、流放、贬官者何其多？当时不畏权奸，终被诛杀的直臣沈链在谪所与友人每谈及此，不免“扼腕而长叹，伤心而雪涕”。“世之人横私其身至于坏天下而不顾，背君父而自忍”。“亦有学道君子，周旋容与于其间，自负为知几明哲，默以取容而不知事日坏而道日丧，时已去而义未伸，生民社稷将保赖乎？”由上述，官场情形大抵是，相当多的官僚、文士，所谓“识时务者”在强权高压之下弃节改操，随波逐流；或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甚至欺君害国、败政残民，这是一些利益之徒和恶势力。这些人的仕风，当然已谈不到什么志向和理想，不过是蝇营狗苟，不知所为何事的行尸走肉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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