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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歷史網 以鄉治的核心――鄉約、保甲兼行而加提倡的，在嘉萬以後尤爲多見。其理論較備者如呂坤的【實政錄】和劉宗周的【鄉保事宜】。
【實政錄】爲呂坤門人趙文炳集其從政要端而成，所論治術頗多具體扼要，呂坤鄉約方案的特點在於合保甲鄉約爲一條鞭，將鄉甲約完全納入官治系統。主張官倡官辦，呂坤指出『守令之政，自以鄉約保甲爲先』，『鄉約保甲原非兩事，本院捧讀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應行事列，謂鄉約所約者此民，保甲所保者亦此民，但約主勸善，以化導爲先，保主懲惡，以究詰爲重，議將鄉約保甲總一條鞭』，約長與保長，一身而二任，十甲甲長，依然不動，只多添了一個甲正副，約史、約贊、約警、知約俱由保甲公職者充任，期以『良民分理天下，有司總理於上』鄉約與保甲合二爲一，『提綿挈領，政教易行』[28]。
劉宗周也是主張鄉約與保甲合一的，只是在以何者爲中心的問題上，前後又有一個變化。崇禎二年，清軍騷擾京畿，時宗周爲應天府尹，爲保境安民，遂發表【保民訓要】，這是一個將鄉約與保甲相結合的方案，以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禮、保甲之養、保甲之禁、保甲之備相倡。其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禮，內容近似於鄉約，保甲之養則涉及社倉，整個鄉治方案的中心是保甲，次以鄉約社倉相輔，是寓鄉約、社倉於保甲之中。崇禎十五年，劉宗周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職司風憲綱紀，又作【鄉保事宜】，寓保甲於鄉約之中，以鄉約爲中心，推行教化施治。是書分約典、約戒、約禮、約制、約法、約備六部分，其約典、約戒分別開列聖訓六言和呂氏四條；約禮仿於洪武間鄉飲之制；約制舉彰善、糾惡條例；約備指出約眾要有器械和糧貯，要守望、巡邏，此亦保甲和社倉份內之事，而對於社學雖未完全不提，但已列於從屬地位。
真正從體制上理順了鄉約與保甲、社倉、社學關係的，是陸世儀的【治鄉三約】。陸世儀生當明清易代之變，在朱明崩潰的前夜，他對鄉約與保甲、社倉、社學的關係進行了系統的論述，指出『鄉約爲綱而虛，社倉保甲社學爲目而實』，鄉約『約一鄉之眾，而相與共趨於社學，共趨於保甲，共趨於社倉也』，因而他的鄉治三約，也就是一綱（鄉約）三目（社學、保甲、社倉）的鄉治體系，『鄉正之職，掌治鄉之三約，一曰教約，以訓鄉民；一曰恤約，以惠鄉民；一曰保約，以衛鄉民』，『凡鄉之教事責教長，恤事責恤長，保事責保長』，若『長非其人，責約正』[29]。其鄉約之法，綱舉目張，職責分明，盡得鄉治閫奧。唯以朝代更替，陸氏終未能將其法付諸實踐，但束之高閣，而無以求得實踐之檢驗。
綜上所述，自王守仁、黃佐、章璜至呂坤、劉宗周、陸世儀，鄉約與保甲、社倉、社學的關係，由自成體系，不相爲謀；而四者並重，打成一片；而以鄉約、保甲爲中心，以社倉、社學相輔；而以鄉約爲綱，以社倉、保甲、社學爲目，綱舉目張。儘管這種關係大多存於官倡、官督的鄉約之中，有些還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儘管各地官辦鄉約的形式也不是整齊劃一的，但它反映了明代鄉治理論的日趨完善和鄉約體制的日臻成熟，通過不斷的實踐和探索，鄉約在鄉治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組織管理也日益完備。
三、推動宗約、士約、鄉兵約、會約的興盛與發展
伴隨著鄉約活動的興盛，宗約、士約、會約、鄉兵約等依一定的身份和目的而結成的民眾自治組織也趨於活躍，它不同程度地受著鄉約發展的影響，有的又反過來影響著鄉約的發展，使明代中後期的鄉村、城坊、仕林中出現了社、會、約興盛的格局。
（一）宗約 鄉約與宗約是兩個既相聯繫又有區別的歷史範疇和組織。作爲一定的民眾共同恪守的規條，宗約是與宗族祠堂管理相配套，規定和說明族人與宗族、家庭與政府的關係，以及宗族的職責和對族人的權力，處理與族人事物的原則等等，是宗法血緣制度的產物，與鄉約的條規不盡相似。而作爲一定的民眾自治組織，鄉約約於一鄉之眾，宗約只約於一族之人。鄉約與血緣雖不無關連，民眾們多是聚族而居，但強調的地緣，是一族以上的幾個族人的結合體。宗約注重的則是血緣，講究血緣親情。鄉約與宗約在一定的時候又可以互相轉化，或由宗約的示範推而廣之爲一鄉之約，或由鄉約受阻退而行於一宗之內，再或是鄉約與宗約並倡，舉鄉約不忘宗約，舉宗約時恪於鄉約。有些鄉約本身也就是宗約。
鄉約自問世伊始，就與宗約有著不解之緣，明中葉以後，隨著鄉約的興盛和民修祠堂的馳禁，宗約也隨之興盛。清人陳弘謀在爲明【王孟箕講宗約會規】所加的按語中指出『按一鄉之內，異姓錯處，尚且有約，交相規勸，況於同宗，以其尊長，約束子弟，臨以宗族，訓誡後裔，較之異性，事情更親，觀感尤易，則合愛同敬，謹身寡過，均不外於宗祠焉得之』[30]。萬曆初年，丹陽知縣甘士價倡鄉約，鄉紳姜寶即請『兼行保甲法及予宗自爲約，不令他姓人得參與，有所妨』，甘士價特許舉行，據姜寶自稱，舉行不久便見成效，及甘士價丁憂去職，其鄰里他約皆停寢，姜氏又請於府台，提出改鄉約爲宗約，以宗約行，同時指出，『由予一家遍推於家家，由一時行之於時時將見，化行俗美，盜息民安，於訟不嚴而漸少，逋免不嚴而易完，無論民間受益，即官長不煩心力，可臥而待治矣』[31]。此宗約所行，俱鄉約之職，宗約者，一姓之鄉約也。
不過，一般的宗約大都是在組織形式上仿於鄉約，在具體條規中又體現出宗族性的色彩。筆者所見【王孟箕講宗約會規】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此講宗約會規，乃王孟箕居鄉時所定，共七款，包括期會款式、講約規條、周咨族眾、譏察正供、平情息訟、矜恤孤苦、禁戢閒談。約定每月兩會，或朔望，或初二、十六，會所擺列書案、坐席，東西相向，族人照班輩、序次分坐，案上各置所講之書，另設講讀之席於前，擇聲音響亮或新進秀才二人爲約講、約讀，又設約警一人，手持雲板，維持秩序。有些宗族還將遵行鄉約列入宗規之中，如筆者另見【王士晉宗規】凡十六條，第一條便是鄉約當遵，稱聖訓六言包盡了做人的道理，無論聖愚，皆曉得此文義，只是不肯著實遵行，『今於宗祠內，仿鄉約儀節，每朔日，族長督率子弟，齊赴聽講，各宜恭敬體忍，共成美俗』[32]。
一些在官倡行、督行鄉約者，致仕還鄉退居林下之後，也多有倡行宗約之舉，萬曆二十五年，呂坤致仕還鄉，親作宗約以備其法，使宗人修祀事、講宗法、睦族情，又作宗約歌八十五首，用『極淺、極明、極俚、極俗』之文字，『但令人耳悅心，歡然警悟』，宗約內仿鄉約也設有彰善糾惡之冊，只是名稱做了些改動，紀善的叫做鵠史，紀惡的稱做顎史。崇禎七年，劉宗周在家鄉居，作【鄉約小相篇】，請行於邑中，既不獲知縣採用，便作【劉氏宗約】行於族內。約設宗長一人，總一宗之教，約九族之人，又設宗翼兩人輔弼宗長，宗干一人司錢穀出納，宗糾一人，糾繩綱紀。約內還置有彰善糾惡簿，月朔行告廟之會，演講聖訓、祖訓。據稱，『服習既久，風尚一變，二十餘年，通族莫有訟公庭者』，其歿後，族人『猶遵行教不衰』[33]。
（二）士約 鄉約者，約於民眾，而士約只約於諸生。雖鄉約之民眾也包括有諸生，諸生則爲民眾中一特殊群體。明代的士約，多起於講學會和文人結社，而組織管理形式又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鄉約的影響。
士，作爲生員衣冠之族，其言行關乎世風尤重，『士肯好修，同學見其人而愛慕，居鄉熏其德而善良。官於內則爲朝著儀形，官於外則爲縉紳師表』[34]，故此無論是民辦，還是官督民辦、官倡官辦之鄉約，士都是核心力量，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隨著世風日下，作爲縉紳之表、鄉里風範的士，其道德滄喪、不學無術、不問世事之舉已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於是，一些以振刷世風、挽明於即傾的士大夫們便又倡行起士約來，『顧人心之良不觸則不發，良心之發，不聚則不凝，一番拈動，一番覺悟，一番聚會，一番警惕』，故『爰爲會規數條，與諸友共守之』[35]。
據王征【士約】稱，『茲欲以三物之教望今日，誠恐駭人心目。吾姑爲其卑近者。所願該學於諸生相近所在，不拘多寡，各立會約』[36]。每約給以進德、修業印信兩簿，選年長公直者爲約正以主察舉，選通敏博洽者爲約率負責倡導。進德之先要糾十二過，士有免此十二過者，即紀之進德簿中。修業則先講十二政，若能講明此十二政，則錄之修進簿中。
在江西吉安，僅鄉人鄒元標爲之作序頌揚的就有『青原盟』，『龍泉文明會』，『仁里斯文會』等士約，據鄒元標稱『一日，九邑有青原盟，諸長曰；龍泉學者，少宜以人代，諸友聞而奮曰；此吾鄉輩繼往開來，衣缽非人有任，吾覺自任之，於是醵金爲費……諸君歸而舉文明會章，章有紀，鄒子爲之約』[37]。這些士約不但有組織、規章、簿籍，而且不定期聚會，互通生息，相互砥礪，與鄉約並行不悖。
當然，明代的鄉約與士約間雖有不少相近、或融通之處，但二者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在於士約強調身份，非諸生不得與，非從科第明經及奉褒崇者不得與，『類聚嚴而祀典明備』。而且鄉約影響和作用主要是在地方，士約在聚文講習、格物明德之餘，則不少都議論時政，裁量人物，與政治關係極爲密切，因而明中葉以後，朝廷對士大夫倡行鄉約是支持的，而對他們聚會講學、結社會文則是持謹慎甚至反對的態度。
（三）鄉兵約 鄉兵約，是鄉約的一種，前文所述的專門抵禦倭寇、韃靼、『盜賊』的鄉約，性質即多類此，它源於歷史上的結寨自保武裝，也是近代團練的雛形。不過，明確提出鄉兵約這個概念的，似是明末涇陽人王征。崇禎二年正月，王征著成【鄉兵約】，號召『凡我同鄉地方居民人等，聽我誓約，目下歲飢盜起，人心易至忙亂，卻不商量一個拿盜賊保護身家性命的好方法，只要聽信小人故意搖惑宣傳的虛聲，先自家慌作一團，把些婦女、衣物、糧食、頭畜亂行遷移躲避……今誓約陳說款項，大家照款同心協力，鼓起銳氣，實實的整頓備辦操練一番。一遇賊來，大家都要仍前齊心奮勇殺賊，以爲諸鄉之助』[38]。按照王征的設想，鄉兵約分爲約束、訓練、勸富、諭貧四個部分，凡鄉村約在五七里之內，可以聯絡爲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約束，每村各自擇立一總，其兵至五百，立大總保一人，戰陣勇敢者予以重賞，無功或脫逃者記冊受辱。故此可知，鄉兵約與歷史上的一般的結寨自保組織形式又不盡相同。
（四）會約 明代的會約，形式、種類很多，不僅前文所述由講學會、文人結社而建立的士約，屬於會約的範疇，而且一些其他的民間結會、善會、遊戲怡老之會等，不僅多有自己的會約，而且不同程度地受鄉約影響的也不爲少見。
儘管明代的會約是五花八門，各有旨趣，其要卻都在約束內部成員，使組織更具凝聚力，並且，追隨鄉約遺規，強調內部團結，互相規勸，互相幫助，去做記惡賞罰工作的屢屢可見。例如，桃鼐用裎里社之會，以做老實人相砥礪，稱老實會約，其宗旨在於『夫存心老實則心有餘閒，持身老實則身有餘樂，治家老實則家有餘財，處人老實則人有餘愛，於事老實則事有餘稔，是故五穀必老實而後可食，材才必老實而後可用。是會也崇真尚朴，務質守廉，以此而居鄉則情厚，以此奉祀則鬼神享』[39]。是知其意也在化導鄉俗，講究禮俗相交，德業相勸。又如倪元璐創設『一命浮圖會』，正值明末米價昂貴、天災未已之時，鄉村農民嗷嗷待哺，餓孚於道，鼓勵人們布施賑濟，每人『認救一命』，以『爲此功德，勝於浮圖』相誘[40]，這又是借釋教佛圖之說，行儒家賑濟、互助之實，彌補社倉之不足，患難相恤也。再如市井負販之人孫節等結成的『孝和會』，其目的也是爲了發揚一種互助精神，解決『老親之後事』，此後『惟老親之後事憂，相與會錢以待其費，計一歲所積若何。親先終者，先給，不足，則盡數給，彼此無論也。且一家喪，一會爲衰奔走，當孝子半』[41]，又在禮俗相交、患難相恤之間。
四、實行則事理民安，虛行則事繁民憂
對於明代鄉約的推行，時人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褒之者，稱『此二帝三王之遺制，雖聖人復起，執眾齊物，舍是無術矣』，『鄉甲之行，有十利而無一害』，可謂推崇備至。貶之者又『以爲愚闊，腐儒行之，多增煩擾』。
其實，事物的發展總是相對的，一法立，則一弊生，一物生則一弊存，問題的關鍵，在於此法此物是否順應了歷史的發展，符合社會的需要。人類社會的發展本身，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是一個不斷地興利除弊的過程。明代鄉約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固然有不少流弊，但其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樣也是不可磨滅的事實。客觀地評價應該是一分爲二。綜合明代各地所舉行的各類鄉約，大體上在以下幾個方面產生過一些積極作用。
首先就是美俗息訟、安民弭盜，這是鄉約的宗旨，也是明代鄉約能興盛一時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仇氏兄弟舉鄉於雄山，約眾『戶崇禮讓，人識廉恥，風俗爲之大變』，『訟因以息，漸且鄉無盜賊僧道之跡，戶絕奸慝淫樂之事』。呂坤倡鄉約於解州，『天下望而效之，蓋有身不恨逮者』，幾及二年，解州『訟爭既鮮，盜亦頗戢，耆壽修行，小子有造』。在河東運城，舉約之前『民故健訟』，而『今日相觀而善，恥訟改行』，程文德舉鄉約於安福，『禮耆彥而任之，盜息訟簡，我安福懷之不能諼』。其次是彌補官治之不足。鄉約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現，即使是官辦鄉約，也是民眾自我管理，鄉規民約，人人簽字畫押，同聲起誓，不僅從感情上、心理上易於爲民眾所接受，而且使鄉里糾紛、公益事業能夠較爲及時、公正地得以處理，運用鄉黨的輿論，使鄉評重於斧鋮，達到教化施治的目的，不失爲一種具有一定成效的鄉治方法。在『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張望不可理』的南贛，自王守仁『立明約，遂爲治境……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也可見矣』。此外，對於組織民眾抗擊外來暴力相侵保衛家園，弘揚和造就保耕護林、鄰里相助等良好的社會風尚，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同樣，明代鄉約在發展過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鄉約提倡的民眾自治，在君主專制社會裡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有人稱之爲民治的胚胎，但是真正的或完整意義上自治，在君主專制社會裡是不被允許，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而明代鄉約所倡行的自治實際上又是一種被扭曲的自治，或可稱之爲有限自治。隨著官府對鄉約介入的愈來愈深，鄉約的民眾自治色彩也日益淡化。作爲鄉甲約的積極倡導者，呂坤就曾明確指出，『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賢守牧』，『守令之政，自以鄉約保甲爲先』，選四鄉公正『各給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給與耆老衣冠，如果正直無私，督約有功者三年給予冠帶』，因而這種以『良民分理於下，有司總理於上』的鄉甲約，不惟已成爲官治的工具，並趨向成爲官治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明代各地的鄉約中，民眾自倡自辦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還是官倡民辦、官督民辦乃至官倡官辦，而後者舉行與否，便完全聽命州縣之長，憑其好惡，於是『有司往往以爲應上之具，或行之而法不備，或備矣而時不久』，甚至『卒格不行』。一些鄉約爲惡棍或豪強所控制，藉以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在呂坤倡導鄉甲約之時，他面對的是山西一些鄉約的正副講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舉報，善良而謹畏者，避跡沙潛藏，浮誇而縱恣者，投足爭進』。此等鄉約焉能不病民擾民？還有一些鄉約徒具形式，敷衍塞責，而實效靡征，『所謂百家情願保結，不過手本開名，該房造冊而已』，其武斷鄉曲，勢橫州里之人，鄉約不敢不保者，『間一有之』，或鄉中有善便肯紀錄，至於行兇賭博，慣刁巨滑，一鄉畏懼者，無人敢舉，『使大惡縱橫，而紀小惡以塞責，何貴於行鄉約哉』，交河縣『第鄉約雖行，不聞有懲一人旌一人者』，泗州『所謂約長者，因緣爲奸，浸失初意，即有按行故事者，亦不過徒咨口耳，以飾觀聽』，如是而欲化民成俗難矣！至於視鄉約爲『用賤以治賤耳』，使執『勾稽之役』，而使約眾淪爲力役也在在有之。陸世儀就有這樣的遭遇，他是鄉約的積極倡導者，本希望約正的選用，定要『誓於神，詔於眾，隆其禮貌，優其廩給，委之心膂而用之』，然而他家鄉實際推行的做法，則使他有切膚的畏懼，想方設法地要逃避充任約正之職，如此鄉約，又能對其作何指望呢？此外，鄉約聚會時的繁文縟節、陳規套式，易於使約眾生厭；與會之資對貧寒之家不失爲一種新的負擔而難以承受。
總而言之，明代鄉約的推行，可謂利弊共存，就鄉約本身所具有的潛質而言，積極向上的一面應是主流，其主張修身齊家，和睦鄰里，共赴公益，共御外侮，無論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時人呂坤嘗雲，鄉約之法『但實行則事理民安，虛行則事繁民擾，不行則事廢民恣』，又云『有司視爲常套，談者反唇。閭巷苦其騷煩，聞之疾首，非法之不良，民之難令，則行法者爲法之疾也』[42]，此言不無一定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不惟清代鄉約依然盛行，進入近代以後，倡行鄉約的仍不乏其人，梁漱溟先生理想中的鄉村社會組織，鄉村下級機構，便是中國古代的鄉約制度。鄉約之法還傳入了朝鮮，可見還是有相當的影響力和生命力。當然，在明朝這樣一個君主專制、吏治腐敗、村社動盪的社會裡，將鄉約的成敗，完全寄於對賢守善令的期盼，或早或遲都勢必是要落空的，官辦鄉約如此，受制於官的民辦鄉約同樣也是如此，故此明代鄉約實際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種種流弊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既是百姓之不幸，也是鄉約之不幸。
鄉約的倡行，是中國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的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它濫觴於程朱理學倡明的宋代，大張於陽明心學昌盛的明中後期，與理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明代鄉約的發展是朱明統治者爲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用地方鄉坤與宗族的勢力，加強對地方上的控制，鞏固政權基礎的重要內容，這也是以從自治標榜的明代鄉約能夠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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