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1）

  来源: 历史网

作者:曹国庆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研究》(京)1997年01期第17-23页

    乡约的倡行，是中国古代乡治理论与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现有的资料考查，乡约盖渊源于周礼读法之典，州长、党正、族师咸以时属民而读邦法；其滥觞于北宋蓝田四吕兄弟，以《吕氏乡约》为后世作则；大张于里甲毁坏、社学失修、朱明统治出现全面深刻危机的明代中后期，本文拟就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谈些粗浅的认识。[1]
        　　
    一、民办和官办的共存、综合性与专门性的并举
        
    明代最早建议举行乡约的是解缙，在《大庖西室书》中，解氏“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告天下”[2]，但明太祖未予采纳。后来成祖“取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不过他看重的只是乡约的规条，并不欣赏其民众自治性质，因而此时的乡约只是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未能付诸实践。
        
    明代乡约究竟始行于何时何地？学界一直说法不一，有系统研究中国乡约制度史者，称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所行南赣乡约，是明代的第一次乡约[3]，有研究徽州府者，谓所见行者以嘉靖五年(1526)为最早[4]，近又有以河南、山西为例，论明代中叶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者，称依《明史》所载，正统间吉水刘观（正统四年进士）致仕以后行乡约于邑中，似无人较其更早[5]。依笔者所见，刘观之前举行乡约者已不乏其人，如福建人王源行于任所潮州和桑梓龙岩，广东“平步六逸”行于乡里。王源为永乐二年进士，在知潮州府任上，“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偕寮u董率焉”[6]，正统三年，已退居林下的王源又于邑中倡行乡约，[7]其在官董官办乡约，在野率民举乡约，论明代乡约者实不可不提。由此亦可见，明代乡约推行伊始，便是民办与官办同步。在正统至弘治朝(1436―1505)的八十年间，官办乡约曾在泗州、济宁、温州等州县出现，举民办乡约的有吉安罗伦等乡绅。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乡约，无论是民办还是官办，发展都是缓慢的，尤其民众自发举行乡约，“欲乡人皆人于礼，其意甚美，但……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势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施之父兄弟宗族之间哉”[8]。进士曾昂就因举民办乡约而遇到过麻烦，据罗洪先称：“今所传乡约，公手笔也，其后谤胜于朝，谓公居乡专制生杀，台谏将纠论之”[9]，乡约的发展步履维艰。
        
    正德以后，明朝的统治出现了全面深刻的危机。一些饱读经书，以修齐治平相砥砺的儒生、官吏，纷纷倡行乡约于乡里、任所，视举乡约为济世安民之迫切良策。期间，潞州仇氏乡约和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影响尤著，前者可视为民办乡约的代表，后者则开启了明中叶以后官府倡办、督办乡约的全盛之局。
        
    仇氏世居山西潞州南雄山乡之东火村，自明初开墓雄山，至正德六年仇楫、森、桓、栏举行乡约之时，已历五世，其百口同爨庭无间言，有三晋第一家之誉[10]，仇氏兄弟所行之乡约，盖以蓝田吕氏为蓝本，又以仇氏家范配合而行，其理想则谓“居家有家范，居乡有乡约，修身齐家以化乎乡人”，自冠婚丧祭及事物细微训后齐家之则，靡有阙遗，仇楫营义房一区于家，敦请乡先生以教宗族子弟，免其束修，再起义学一所于乡里，以训乡党童稚，资其薪水，设医药以济穷乡，有疾病者置义冢[11]，刊印太祖高皇帝训辞，家给一册，讽诵体行。“为当代之所崇尚，秉笔之士亦笑谈而乐道之”[12]。
        
    南赣乡约是一种新型的乡约，“此中丞阳明公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也”[13]，正德十三年十月后，在南赣颁行。王氏指出：“民俗之善恶，岂不由积习使然哉……自今凡尔同乡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伤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其规条共十六项，规定约中职员出于约众之推选，约众赴会为不可规避之义务，约长同民众得调解民事之争讼，约长于集会时询约众之公意以彰善纠过。在王守仁的多次倡督之后，其乡约法在南赣及福建龙岩、江西吉安、广东揭阳等地得到了推广，王守仁学问不让于朱子，而事功又远在一般士大夫之上，其生封伯，死赠侯，门徒遍及江右、浙中、南中、楚中、闽粤、北方，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对乡约的倡导与重视，对此后的士大夫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嘉万(1522―1614)之世，乡约的举行，在劝善惩恶、广教化厚风俗的总体精神指导下，全国各地还产生了一些为某一具体目的而建立的专门性乡约，如护林乡约、禁宰牛乡约、御倭乡约、御虏乡约、御贼乡约等。祁门三四都侯潭、桃墅、灵山口、楚溪、柯里等村，早在弘治年间就成立过护林乡约会，嘉靖二十六年，由于近来山木“节被无籍之徒……望青砍断，斩掘笋苗，或为屋料，或为柴挑，或作冬瓜芦棚”，致山林遭到破坏。为保护生存环境造福子孙，各村人众遂合集一处，重新订立规约，将各村人户共编为十二甲，甲立一总，置立簿约十二扇，付各处约总收掌，一年四季月终相聚一会，“并将议约规条由众人联名俱状，赴县呈告”，由县衙告示印钤，四处张挂，俾人人知晓，自觉遵守[14]，嘉靖十四年，被廷杖除官的前御史朱J，以乡里莆田县“间有惯习屠牛，阴通盗贼，行凶逞暴，作过为非，凡有失盗之家，便来此寻觅，叫号喧闹，无日无之，鸡犬为之不宁，乡里被其污蔑”，遂与乡民倡行誓禁屠牛乡约，“今乡中父兄子弟同兴善心，共立约会，就于天日之下，重发誓愿，除老疾暂食以外，断绝此味……今立此簿，与各人笔，自书名姓，岁时朔望，告于里社，呈于乡众，期于共守，以还淳风”[15]。嘉靖十九年又率乡人重申前誓。嘉靖二十三年，致仕乡居的歙人郑佐以“今者天时亢旱，人心忧危。奸党乘机邪谋窃发，假称借贷敢拥人于孤城。倚恃强梁，辄G臂于单弱。白昼公行而无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倡导乡绅预为桑土之谋，举办带有团练性质的岩镇乡约，“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16]，嘉靖二十九年，蔚州人尹u著成《乡约》一书，曰堡置、堡势、堡卫、堡器、堡蠹、保众、堡教、堡习、堡符、堡费、堡候，要在倡乡人抵御“北虏”之患[17]。嘉靖三十四年，岩镇乡民以“倭寇势甚，陆梁冷落。孤踪辄奔溃而四出偷生，余孽益草窃而蔓况入”，遂爰集里众重订新盟规约，“模仿甲辰岁御寇之条事款，益损大参双溪郑公之旧，固严闸栅，庶缓急守卫有基，推举晓勇，俾临事当关足恃用”，称“岩镇备倭乡约”[18]。崇祯十五年(1462)，吉安乡仆结细户“乘机叛主，自称小约，其党羽甚者号大约，焚掠劫杀无忌弹，启衅于永福上乡、宣化、延福，及各州亦蔓延焉”[19]，由此可见乡约的组织形式在明代的社会生活中，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朝野不同人物所接受。
        　　
    二、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建构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
        
    伴随着官办乡约局面的兴盛，嘉靖以后，明代乡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就是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日益密切，四者由各自举行，互不关连，进而相辅而行，互有侧重，再为完全打成一片，形成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
        
    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的关系可谓源远而流长。保甲法创始于宋熙宁间之王安石变法，而溯其源又在程灏之保伍法[20]，其法与吕氏乡约多有融通之处，以至有人误以保伍法为乡约之肇始者[21]。社学与乡约的关连，在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中便已露端倪，只不过社学一词在元朝以后才出现，当时称乡校[22]。社仓出现的时间虽至迟不晚于隋，然则其与乡约发生关系，似乎仍是明中叶以后之事。乡约、保甲、社学、社仓是明代乡治中的四大要素，明代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关系的演变实肇于王守仁的南赣乡约。
        
    在王守仁的乡治思想中，保甲、社学、乡约是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分三个步骤独立举行的。王守仁首先推行的是十家牌法（即保甲法），先后颁布有《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法》、《申行有司十家牌法》、《申谕十家牌法》、《申谕牌增立保长》，此法编十里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每日沿门按牌审察，遇面生可疑之人，即报官究理，若有隐慝，十家连坐[23]，这是针对南赣治安状况差坏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以故明人多以为敷教同风莫善于乡约，禁奸止乱莫善于保甲。社学在明初已出现，明太祖曾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然而延及正德时“其法久寝，浸不举行”，诏令徒为具文。王守仁治南赣，遂严令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免，延师教子，并不时下乡巡察、纳入官吏考成，促成“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24]。
        
    在南赣乡约初颁的条规中，乡约与保甲、社学是各自独立、各有职司的，乡约就是乡约，保甲就是保甲，不过乡约与保甲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相辅而行之事也已发韧，在《南赣乡约》颁行的次年，王守仁就将约长的资格作了修订，原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推服者一人为约长”，代以“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道德标准被弱化，经济实力更受注重，并且要求“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护，各勉忠义，共图国难，敢有违抗生事，警扰地方者，就便弩解赴官，治以军法”，执行本属保甲的部分职责。
        
    率先将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提倡而行之的是黄佐的《泰泉乡礼》，其说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再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25]。概而言之，黄氏的治乡方略有以下特点，其一，是以乡约为侧重，乡约与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综而行之，约正参与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的一切重大活动，教读、保长若无合适人选，由约正兼之，成为乡村教化、行政最高首脑。乡约之众即编为保甲之民，教读、约正申明乡约于乡校，违约者罚于社，入谷于仓。其二，明确规定乡约的自治性质，“约正、约副则乡人自推聪明诚信为众所服者为之，有司不与。凡行乡约，立社仓，祭乡社，编保甲，有司毋得差人点查、稽考，以致纷扰。约正、约副姓名亦勿遽闻于有司”[26]。其三，官府与乡约的关系在于官倡民办，有司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为民去其十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提解、招引告讦、重垒催科、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逢月朔，教读率约正约副之贤者，以次往见有司，有司赐见坐谈，言可用者予以褒奖。
        
    黄佐《泰朱乡礼》之后，继续倡行将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的，是章璜的《图书编》。不过在章氏的治乡方略中，乡约不作为中心，而是与保甲、社学、社仓完全平行的，并且乡社不另独立开来。对于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他指出“四者之法，实相须也”、“保甲即定，即此举行乡约”，而后兴社仓、社学。“约正或系乡宦、或有德年高，有事不必赴官，保正代之”。又指出“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贼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民则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其足以息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兴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正民德者为有素”[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