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城市民变为何明朝多“抚”清朝多“剿”？(2)

  来源: 人民网

清末，上海福州路街景  

     官方态度：镇压还是抚谕？  

　　“今日之事，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这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织佣之变”中，领导者葛成对抗争行为提出来的“行动准则”。  


　　从这一准则中便能看到城市民变与农民反乱的区别，在巫仁恕看来，“明清城市民变所以特别，并不是因为其发生的地点是在城市内，而在于城市民变中群众的心态并非是要否定政府或推翻政权。” 打着“为朝廷除害”的口号，充分反映出城市民变只是将目标与对象对准某类人，而不触及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并不是“革命”，亦不是“叛乱”。   


    尽管城市民变和农民叛乱都是为了生计问题，且（特别是早期）在组织、聚众方式、场所与仪式、组成分子与意识形态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后续发展上却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前者只达到抗争的目的即停止，而后者将继续走向叛乱。“通常政府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城市比较敏感，也很快就得到注意和救济，乡村感受缓慢，也较不被注意，而且城市空间有限，再加上军队较接近，所以城市民变较容易被镇压；相对地，乡村是政府鞭长莫及之处，所以乡村农民的暴动会愈来愈大，成为聚众抢攘的大规模反乱。”  


　　那么，政府究竟又是如何处理城市集体行动的呢？总结下来，清明政府处理集体行动的政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抚”―抚谕的政策。第二种是“剿”―镇压的政策。前者如崇祯十三年（1640）苏松地区吴江县有米粮暴动，“抚院赫怒，发兵以往。民遂闭城以拒，几成大乱。陈太尊亲往抚慰之。力请撤兵归，而民心始安，亦从事平粜，事乃徐定”。后者如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苏州府中苏州市、青浦、吴江等地，有顾尧年等人为首的反抗米商囤粮抬价、要求减价的暴动。乾隆下令，“朕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通过比较，巫仁恕发现明清两代有关处罚聚众集体抗争的法律有很大的落差，这直接导致实例当中，“明代一些地方官僚对集体行动采取软性的处理方式，而到清代，政府多采‘剿’的方式。”巫指出，这种转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则因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对多数被统治者汉人必须采取高压政策来统治，以稳固其政权。二则清代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并未与官僚阶层的政治冲突相联系，不像明末万历与天启年间的反矿税使与反阉党的情况，因此得不到地方官的同情。三则清初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性质与明代有很大的不同，其所发生的事件多只牵涉到部分人，参与者不似明代多元，而且参与人数在规模上也远不如明代。  


　　究竟是采取镇压还是抚谕的政策，地方官之间也时有歧异。“较常见到的是下层地方官知县、知府或地方道员，与地方大臣如巡抚或总督的处理态度或出现很大的差异。似乎愈高层的地方官对集体行动愈不同情，而下层的知府或知县则能理解群众集体行动的诉求。”巫仁恕指出，在前引乾隆十三年（1748）苏州府顾尧年为请粜聚众哄闹一案中，江苏巡抚安宁与苏州知府姜顺蛟的看法相左，前者主“剿”后者主“抚”。  


　　不少事件中，管理地方学务的学臣与地方行政官之间，清朝的满官与汉官之间，存有意见的差异与冲突。“无论怎样，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往往会面临两难，因为无论是采取镇压或抚谕的政策都可能使事件走向暴力化，所以如何拿捏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技巧。”巫仁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