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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艺术中国 作者：陈寒鸣
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二十年（1387年）间，明太祖朱元璋连续发布了四篇被称为“大诰”的文告，即《大诰》（十八年八月）、《大诰续编》（十九年三月）、《大诰三编》（十九年十一月）、《大诰武臣》（二十年十二月）。《尚书》有《大诰》一篇，记载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而“大诰”二字，其意为“陈大道以诰天下”。朱元璋发布四篇《大诰》，目的就是效法周公告诫天下臣民。《洪武实录》卷一七九说：上因“中外臣民……往往不安职业，触丽宪章，欲仿成周《大诰》之制以训化之，乃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朱元璋自谓：“朕制《大诰》三编，颁示天下，俾为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又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颁之臣民，永以为训。”（1）可见，朱元璋发布《大诰》，是要以“当世事”为例，树立善恶、祸福的标准，使天下臣民“永以为训”，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大诰》凡七十四条，《大诰续编》凡八十七条，《大诰三编》凡四十三条，《大诰武臣》凡三十二条。这四编《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均系朱元璋自己写成（2）。朱元璋本无多少文化修养，为文不重修饰，加以又想让天下百姓都能读懂，故其撰制这四篇《大诰》，既非官府习见的公文格式，亦非学者文士之文风，而是采用近于口语的浅近古文“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3）。这具有独特内容和形式的《大诰》，是明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所表述的“当世事”，提供了明初社会生活的丰富资料；所透露的朱元璋的思想和活动，反映出明代初期封建专制主义皇权进一步强化的若干特点，很值得认真研究。
一
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就采取了专制主义的形式。专制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皇帝拥有无限权力，“什么法律都由他颁布，什么官吏都由他派。”（4）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于民间，以布衣而推翻元廷、一统天下，建立起明王朝的朱元璋，吸取前代教训，精心设计政治运作机制，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封建专制主义具备了最完备的形态。四编《大诰》，就是明初封建专制主义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最好例证。
首先，从四编《大诰》可见当时各种事务的决定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朱元璋在建立其王朝统治过程中，十分注重军政大权的高度集中。他把任何不利于专制王权的因素都无情地加以铲除。洪武十三年（1387年）的胡惟庸党案打击了统治集团中的异己势力，并对政权机构进行改革，取消了丞相，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都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为皇帝得心应手的工具。明代皇权之大，远远超过了前代。《大诰》四编便是君主专制主义空前加强的真实记录，这里的许多事例充分说明朱元璋对国家大小事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仅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各种问题发号施令，而且对百姓生活（居处、器皿、服色、首饰等等）甚至婚丧嫁娶、相互称呼都要过问，如《大诰续编・第十七》：“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以致祸生远近，有不可逃者。诰至，一切臣民所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毋得僭分。取有违者，用银而用金，本用布绢而用绫绵・丝纱罗，房舍栋梁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民之寝床船只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民床毋敢有暖阁而雕镂者，违诰而违之，事发到官，工技之人与物主各各坐以重罪。呜呼！天尊地卑，理势之必然；富贵贫贱，神明鉴焉……”同编第六十九：“朕谕之后，乡民有曾充粮里甲者，则以粮里甲称，非粮里甲则以字称。若遇耆民，长其父者则称伯，下其父者则称叔；长于则称兄，下于则称弟，岁如父老亦称伯。本朝曾官者则以官称，兄弟皆官称，子孙舍人称。虽一人终考而无疵，再无为官者，子孙同朝称舍人，兄弟称官，随朝世世称官、称舍人。无官者毋敢擅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果顽而违令者，迁于遐荒，永为边卒。是其禁也，听戒之毋犯。”如此等等。中央机构的官僚贪污案件更需由朱元璋亲自处理，如户部侍朗郭桓贪污案，“天下诸词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5）同时，基层地方的民事刑事案件也要由他作主，甚至告卖毒药都要钦审（6）。方孝孺说：“天子新有天下，惩前代弛缓不振之弊，大举废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余年而始定。是时，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实、辨臧否诚古所未有也。”（7）征之以四编《大诰》，这话并非虚言。明初帝王权力，无远不届，确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次，从四编《大诰》可见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而既定的法律又可以随着专制君主的喜怒任意更改。早在洪武七年（1374年）完全按照朱元璋意旨制定的《大明律》就已颁行天下了，但朱元璋自己根本不按之行事。在他统治时期，“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完全以个人好恶行事（8）。四编《大诰》中所列举的许多案例，如用《大明律》来衡量，绝大部分属于轻罪重判，还有一些无罪错判的。譬如，有的按律罪止杖一百或囚三年，而在《大诰》中则用族诛之刑；有的按律止杖八十或一百，而在《大诰》中竟处以最残酷的凌迟之刑。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事根本构不成犯罪，只是因为不合朱元璋心意，或被认为不服从其绝对权威，就会被宣布为有罪而予以重处，如沙县罗辅等十三人议论“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这些人被宣布犯了“断指诽谤”罪，“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9）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自行截去左手大指，以示不愿出仕，朱元璋亲自审问此事，训斥道：“尔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妇信效之风。”（10）并申辨其理由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1）象这种所谓“诽谤”罪和“不为君用”罪，完全是君主专制主义淫威的产物。此外还有更为奇特的案例，如会稽等县河泊所官张让等“鱼课钞本该六千六十七贯二百文，所进钞本却写作六百六万七千二百文”，这本来是抄写之误，但朱元璋却认为“广衍数目，意在昏乱掌钞者”，遂下令“将各官吏治以重罪”，又警告道：“今后敢有如此者，同其罪罪之！”（12）天威不测。中国历代专制君主都任意地依据个人喜怒来决定生杀之事，这一方面可以表示其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则为了使臣民对自己的思想行动无法捉摸，经常处于紧张之中，便于控制和使用。深悉此道的朱元璋，很善于玩弄手腕，以自己的喜怒好恶作为赏罚量刑的根据，既可以不次擢升，也可以任意处罚。“用刑之际，多出圣衷”,“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祸”。（13）天下臣民无所措于手足，只发听他任意摆布。
第三，从四编《大诰》还可见朱元璋对人的极端蔑视。马克思曾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14）朱元璋就是这样。他视“诛杀人如灭蝼蚁”（15），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在他影响下，“治狱之吏，务从深刻，以趋求上意。深刻者多获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赃罪多寡为殿最。”（16）罪犯愈多、判罪愈众，则功劳愈大。综观四编《大诰》中的许多案例，在处理上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每案侏连者为数极多。如户部试侍郎郭桓案牵连系狱者数万人，尽皆拟罪；两浙江东西民伪造宝钞案，“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之望”，连朱元璋自己都感到“其刑甚矣”。（17）一般案件牵连者动辄数十至数百。一人犯罪，全家甚至整个亲族、友朋、邻里都跟着倒霉，这是洪武朝常见现象。二是所用刑罚非常残酷。《大诰》中各案所用刑罚，种类繁多，且甚残酷，多为明律所无，用朱元璋的话说，这叫作“出五刑以治之”，亦即法外用刑。（18）近代沈家本评曰：
《大诰》所列诸峻领，族诛、凌迟、枭令，以寻常过犯，与叛逆盗同科；刖足、斩趾、去膝、阉割，既用久废之肉刑，面断手、剁指、挑筋、更非古刑之所有。又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株连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其威示亦云竭矣。（19）
用刑之时，朱元璋“自观之，毫发为之辣然”（20），但这位专制帝王仍需要施诸于人，用严刑峻法对臣民进行凌辱以至杀戮。仅就《大诰》初、续、三编而言，“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21）人的尊严，人的生命，是其所不屑一顾的。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或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朱元璋亲笔所撰四编《大诰》证实了鲁迅这论断的确凿。专制帝王的所作所为，其残暴狠毒，骇人听闻，令人掩卷叹息，“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在四编《大诰》中，朱元璋对其施行的严刑峻法津津乐道，充分说明这个专制帝王凶暴残酷。但个人的性格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严刑峻法实际是封建产物。为了使一个人高踞于万人之上而使千百万人听从一个人的号令，严刑峻法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尽管朱元璋曾屡次表示赞赏《道德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言，（22）但他实际行为中仍要“以死”来威吓他的臣民。这固然反映出其言行不一的虚伪作风，而更重要的则因为任何一个人要搞专制统治，就只有借助于严刑峻法，制造恐怖气氛，使臣民不敢反抗，对其淫威俯首贴耳，诚惶诚恐。这可以说是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转移的历史之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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