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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北宋政权建立100余年间，学术文化事业出现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后，潜伏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改用编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1]在这样的社会、学术氛围下，司马光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从政实施其改变社会危机的主张，一方面进行著述改断代纪传史为通古编年史，将中国编年史推向顶峰，与纪传史始祖司马迁并驾齐驱，被誉为“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最高成就的象征。
一、纂集经过
《资治通鉴》的纂集，应当从《历年图》说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马光进其所纂《历年图》，则《历年图》当纂于此前。《记历年图后》述其初衷：“光顷岁读史，患其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乃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略记国家兴衰大迹，集为五图。每图为五重，每重为六十行，每行纪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国为主，而以朱书他国元年缀于其下。盖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则从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历年图》。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他人也。”[2]此时司马光主要考虑的是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集为五图，用朱、墨两色文字，都是为了“聊以私便于讨论”。而且其起始之年为“共和”，并非战国“三家分晋”。随后不久，奏其《通志》8卷，进书表这样写：“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3]《通志》8卷，即《资治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曰：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顷臣曾以战国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4]
同时，以刘恕、赵锡君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赵君锡以父丧而不赴，命刘代之。
据司马光后来所写《资治通鉴进书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1067）十月，亲制序云：“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令书成后写入，司马光立即写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同时，“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5]。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请以范祖禹同修。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卒，十月请以子司马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其后，神宗又“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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