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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张振先生《史通笺注》：“吕《评》说他‘邃于史而疏于经’，信然。事实上他也是在论史，不是穷经。此篇列举十疑，大多为后儒层垒塑造的神话了的传说。《尚书》中《虞书》、《夏书》，乃战国儒者所假造，已有论定。《尚书》中除商末数篇外，亦多可疑。十疑中除第一疑，皆为禅让嬗代之事，我们今天只能拿它印证远古部落联盟两头军务酋长制的民主选举及其领导权的争夺，谁也不会相信那种雍容揖让是历史的真实。但刘知几能在一千三百年前，就表示怀疑，并论证其伪，予以批判，是难能可贵的。当然，知几这种进步观点，也不是毫无凭藉的。《韩非子・说疑》篇早就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论衡・艺增》也说：‘儒书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又‘《武成》言血流漂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韩非、王充等这些见解，对知几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惑经》篇针对《春秋》一书提出十二未谕、五虚美。知几既把《春秋》看作古史，又相信是孔子所修。从史学角度看，这部书确有许多不实不尽之处。作为一个忠于史事的史学工作者，自不能缄口无言。批评这部书，也必然触及作者修史方法，治史态度等问题，难免要揭孔子的疮疤。而孔子既早被奉为‘天纵之圣’，唐初又尊称为宣父，儒家教义已视同圣经。所有这些，知几自己也是笃信不移的。但又不能任这部不好的史书贻误世人，所以开篇先说孔圣生前就承认自己有过错误，从不文过饰非。篇末又云这些虚美之辞的本源，是由于儒者‘欲神其事，谈过其实’。作为自己献其寸长，以攻孔圣尺短的立言根据。纪《评》在篇首即批谓‘亦善立言’，貌似奖誉，实际是讽刺其巧自解免。观纪氏尽削其五虚美全文可知。其实知几既不反儒，更不薄孔，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刘知几史学思想必须掌握的钥匙。只是由于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治史，在对待《尚书》、《春秋》时，就不能回避冒犯圣经。他提出怀疑、迷惑，是就史而论，客观上虽也含有破灭儒经圣光的作用；但在今天如据此就说它具有批儒的进步思想，不仅会陷入‘虚美’的泥坑，读《史通》也会I格难解。
“知几自己也说此篇‘惟史文’，至于经义既广，就难以具论。后来经师，特别是经今文学家，群起诘难，斥知几不明义例。抹煞其文中大多是依《春秋》义例，而揭其违例、破例之短。同时，亦有迳议其义例之失者，也有些指陈史事失实，是由于遵守某一义例。从全篇看，不能说他不明义例。再就义例本身说，董仲舒早就说‘春秋无达例’。虽云古疏今密，不可能要求古人著书，就能做到义例详密。但读《春秋》不能过泥于例，前人亦已有公论。知几明义例而不泥于经师义例，其所守者乃史法、史例、史义，故在此篇提出或重提一些极可珍视的史学见解。”[25]
侯外庐先生《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刘知几特别推崇王充，他们两人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精神。王充的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已定于一尊，孔子被推崇为不可侵犯的权威，王充敢于在《论衡》中写出《问孔》的专篇，否认这一偶像的神圣性；同样，刘知几的时代，唐政府已颁定孔颖达《五经正义》为必读教本，刘知几也敢在《史通》中写出《惑经》的专篇，指责那些神圣的经典‘理有难晓’，矛盾错误。他并且着重声明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这就是说，《惑经》的主旨，是继承了王充的传统而作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王充与刘知几在大胆批判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权威方面，是前后辉映的。”[26]
翦伯赞先生《论刘知几的史学》：“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与唯物的思想上，展开他的历史观”。[27]
杨翼骧先生《刘知几与〈史通〉》：“刘氏能够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历来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勇敢的批判，表现了他的历史进化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在史学领域内的重大发展。正如他自己所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惑经》)他不仅吸取了王充的进步思想，在史学上建立了新观点，还希望将来的史家注意研究，继续推进史学的发展。”[28]
白寿彝先生《学步集》：“刘知几对于《尚书》、《春秋》的评论，是大招后人非议的目标。唐末柳璨著《史通析微》十卷，即因‘《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舛(笔者案：“舛”当为“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因讨论其舛谬，共成五十篇’。明陆深撰《史通会要》，清纪昀撰《史通削繁》，浦起龙撰《史通通释》，或对《疑古》、《惑经》两篇加以删削，或对这两篇加以曲解。刘知几所遇的这些正宗学者的非议，不只不减低他的议论的价值，并且正相反，可以更显出他的‘史识’是跟他的无所顾虑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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