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7)

  来源: 中华文史网

至于《册府元龟》，据陈垣、岑仲勉、唐长孺等多人考察，一致认为：《册府元龟》所载唐五代史事，采自唐五代各帝实录及《唐年补遗录》。在这些原始材料已经亡佚的今天，我们对读两部《唐书》，无论纪、志、传，发现新书增旧书者，只要见于《册府元龟》的，均可视其曾为《新唐书》编修官采录过。
关于《新唐书》采录《太平广记》的问题。太平兴国三年，500卷《太平广记》纂成。六年，诏令镂版，颁行天下。这说明，其书在诏修《新唐书》之前已有刻本。经过对照，可以认为《新唐书》采录《太平广记》者不少于30传。新书列女传增旧书22传，有9传采自《太平广记》。一种情况如房玄龄妻卢、符凤妻玉英、高憋女、殷保晦妻封绚、周迪妻等传，分别录《太平广记》卷二七O《妇人一》卢夫人、符凤妻、高彦昭女、封景文、周迪妻等条原文，几乎只字不差。另一种情况如李母、坚贞节妇李、高逼耷亍⒍尉诱昶扌坏却，分别据《太平广记》卷二七一《贤妇》李母、邓廉妻、高逼蓿卷四九一谢小娥传等条缩写而成。其它所增20余传，采录《太平广记》的情况，一是节录原文缩写而成，如新书卷一九一吴保安、卷一九五章全益等传，分别节录《太平广记》卷一六六吴保安、卷一六八章孝子诸条；二是兼采《太平广记》所记，充实到传中，如新书卷一一二石抱忠、卷二O O郑钦说等传，分别采摘《太平广记》卷二五五石抱忠、卷三九一郑钦悦诸条部分记事或主要记事。
在列举了以上例证之后，需要说明一点。清代学者李慈铭在《新唐书札记》中几次提到读《新唐书・隐逸传》，认为宋祁“文好为古涩，昔贤病之，然以传高隐诸公，则笔墨简洁，肖为其人，殊可尚也。”特别指出：旧书不载朱桃椎等人，宋祁“补之，觉山水清灵，拂拂纸上”。其实，《新唐书・隐逸・朱桃椎传》沿自《太平广记》卷二O二，最早见于《大唐新语》卷一O，三者文字几乎无差。李慈铭自谓“辛酉岁（1861），又以《唐大诏令集》、《太平广记》考核一过”，似应注意到朱桃椎传的史源。其眼光锐利地指出该传“上云被裘曳索，下云夏则裸，冬缉木皮叶自蔽，未免矛盾。此传仅八行寥寥百七十二字，尚不能无误，是其疏处”[15]。这正是《新唐书》杂采野史、小说而失察的一个弊端。
新传比原有旧传事迹增多，采录《太平广记》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旧书周兴传虽为正传，仅百余字。新传虽为附传，字数却增多为旧传2倍，所谓“请君入瓮”的典故，即沿自《太平广记》卷一二一周兴条，最早见于《朝野佥载》。
通过上述考察，应当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其一，“事则增于前，文则省于旧”固然是《新唐书》比较《旧唐书》的显著特征，但“事增于前”原本就应该，这是在正式编纂之前即已经明确了的基本要求。
其二，一般来讲，两部《唐书》记事相同，引用旧书较比引用新书更接近历史实际一些。这是因为，新书有过“文省于旧”的文字加工，不是原始记录的原貌。
其三，在众多原始文献尚存的情况下，对于新书的“事增于前”需作认真、具体的考察。1、如果所增记事在《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寰宇记》等书以及《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中有相同的记载，则可以作为信史引用。2、新增于旧者，如果仅见于杂史或小说家言，则需要费一番考证不可，如上所举新书隐逸增朱桃椎事。《通鉴考异》对诸多杂史、小说的取舍，是有助于认识新书如何增于旧书的。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较少引用《新唐书》“事增于前”者，正是他在大量考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取舍态度。
清代沈德潜等两《唐书》考证跋语，很有助于我们认识两部唐史的价值取向：
旧书以完善胜，故司马氏作《通鉴》往往取之。
新书以识见胜，故朱子作《纲目》往往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