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旧唐书》、《新唐书》的修撰虽然已经不属于唐代的文化现象，但要考察唐代的文化，却又离不开这两部唐史。而两部书分别修成于五代前期和北宋前中期，反映两个不同时期对于唐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为了对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一些阅读方面的参考，特对两部唐史的异同作以比较。

一 纂修情况考辩

了解两部《唐书》的编纂情况，有助于把握两部唐史的异同。同时，也由于有某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楚，故对两书的纂修情况略作考辩。
一、《旧唐书》的纂修
《旧唐书》从筹集史料到最后纂成，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三代，前后25年，成为整个五代时期最重要的史学活动之一。
后梁取代唐朝14年，末帝龙德元年（921），便开始搜集唐代史料，以备“勒成一代典籍”。经后梁、后唐两代史馆近20年的努力，到后晋天福六年（941）二月，开始进入正式纂修阶段。晋祖石敬塘下诏：令户部侍郎张昭远等修撰唐史，以宰臣赵莹监修。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v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v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1] 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2]。接替赵莹的是由晋昌军节度使入为宰臣、监修国史的桑维翰，一年多以后，又改以刘d监修国史。到出帝开运二年（945）六月，首尾5年，这部唐史最后纂成，由监修宰臣刘d及张昭远等上奏。后世以此书由刘d领衔上奏，故题名“刘d等撰”。
从整个纂修过程来看，这部唐史的监修先后调换过3人，即首任赵莹，次任桑维翰，刘d居末。赵莹“首有力焉”，桑维翰依重张昭远，刘d拍板定稿，他们的作用都不应忽视。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修成之初，因避石敬塘名讳，不叫唐书，而谓之为《李氏书》或《前朝李氏纪志列传》。
二、《新唐书》的“刊修”
《旧唐书》修成整整100年以后，北宋又重新修成一部唐史，便以先修者为《旧唐书》，新修者为《新唐书》。那么，北宋政权为什么要重新修纂唐史呢？
北宋最初的80年间，修史重点始终放在五代十国史和本朝史两个方面。只是进入仁宗庆历年间，才再三提出重修唐史的问题。当时，社会潜伏的种种危机逐渐暴露。对外，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庆历元年（1041）西夏入犯渭州，好水川一仗大败宋军，进而攻占丰州，宋廷朝野震动。接着，便是范仲淹等推行“新政”，力图挽救内外交困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方平数上“平戎策”，并明确提出从《旧唐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事例，说“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借。”仁宗高兴地接纳了。此后，“遇事有当言者，即取其类者以进。三五日不入，仁宗辄问其故。”时间一久，便命“取所录唐书奏御者，编次为一集留中。”[3] 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一致希望效法唐朝的典制、故事，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这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仁宗庆历以后朝议的内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另一方面，自中唐以下，中国的学术无论在经学、文学，还是史学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变革的趋势，并逐渐形成新的风气。史学上，显现出的是以《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论史的趋向，极力抨击纪传体史书“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但五代时期所修《旧唐书》，仍然因循唐代国史遗风，较完整地保留着唐代史学的风貌。到了北宋前中期，新的史学风气大有演变为主流的趋势，重修唐史日渐成为热门议题。仅仁宗一朝，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如王沿《唐志》21卷、石介《唐鉴》3卷、梅尧臣《唐载》26卷等。这一新潮的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曾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为什么改用编年、效法《春秋》会受到如此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

《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4]

这一说法，大体表达了朝廷内外普遍的认识。一是认为当时近乎“乱世”，需要用《春秋》褒贬之法替皇帝进行“赏罚”；二是认为“时之为恶者众”，得靠《春秋》书法“辨其心迹”，使“为恶者”臭名昭著，以使“为君者、为臣者”能够“惧而防之”。
如果说适应“新政”需要是近因，那么适应自中唐以来出现的史风转变则可以说是远因。两相结合，既重视唐代的治乱兴衰，又要以《春秋》褒贬之法认识唐代的历史，自然不会满意五代“乱世”所修《旧唐书》，于是重修唐史的问题便提到朝廷的议事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