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性质与得失(7)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


    从后人对《通典》产生的歧说、得失的评价中，亦可寻味出该书的性质。


    由于《通典》是通过考察上千年来“礼法刑政”的沿革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古今制度沿革”方面，只知其为制度史，对于它旨在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的变革，或“习焉不察”，或“知之者甚稀”。这种状况沿习下来，对于《通典》的认识，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说法。剖析这些意见是否恰当，有助于认识《通典》一书的性质。


    关于《通典》的产生，历来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种以王鸣盛为代表，认为《通典》“以刘秩书为蓝本”，“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36]。所谓“刘秩书”，即刘秩《政典》，问世于玄宗开元末。据《旧唐书・杜佑传》记载，《政典》“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为“分门书三十五卷”，“大为时贤称赏”。这表明《政典》是一部注意综合考察的汇通之作，同时按“六官所职”分门反映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汇通、反映社会结构方面，《通典》可以说与《政典》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从前面关于《通典》分门与“六官所职”的对照，已显示出杜佑的巨大创新精神，表明《通典》不是什么“以刘秩书为蓝本”。王鸣盛的失误就在于他把《通典》仅仅看作是制度史，又以为《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也是记制度，因而断言《通典》以《政典》为“蓝本”。他没有看到，或者说不可能认识到，杜佑变“六官所职”为“九门沿革”是对观察社会结构观念的一个突破！再一种说法以梁启超为代表，虽然肯定杜佑纂《通典》“卓然成一创作”，却又说它是适应“统括史志之必要”[37]。这也很难使人信服。唐以前的历代史志中，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既不属于制度的范畴，不反映社会结构；又不同于礼仪、舆服等，也不表现社会面貌。五行等志中的都分内容反映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另当别论。所以，对于上述内容，《通典》根本不取。相反，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由于杜佑视之为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因而将这三者同食货、职官、礼等门并列。选举、兵独立为门类，是《通典》首创，并为其后诸史志仿效。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是对史志的“统括”呢！显然，梁启超没有认识到杜佑创立选举、兵、边防门的真实意义，又无视历代史志中律、历、天文等志的非社会性，表明他也未跳出《通典》仅仅是典制史的窠臼。第三种认识以章学诚为代表，称《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38]。实际上，这是梁启超、王鸣盛两家观点的一种折衷的说法，仍然在制度史的范围内兜圈子。


    上述三种代表性的意见表明，他们不仅没有认清《通典》一书的性质，而且缺乏对唐代前期各项典志和历代史志纂修趋势的认真考察。


    典志的纂修，兴起于汉隋之际。《隋志》史部13类中，“职官”、“仪注”、“刑法”3类，都是记录朝廷“礼法刑政”，反映社会构成的。两《唐志》的著录，沿用了这样的分类，并表明它们经汉隋间数百年积累，到唐前期，不仅数量剧增，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也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增加新的专题，最明显的就是关于“选举”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二》职官类著录有5种，其中4种都成书于《通典》之前，尤其是沈既济《选举志》10卷。二是注意考察沿革。《具员故事》10卷外，《唐六典》“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39]，是其代表。三是具有一定的总结性。最典型的就是《唐律疏议》和《大唐开元礼》。


    史志的修撰，也出现新趋势。早在唐初，即认为“仪注”等单项的“典志”之作是“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而“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或伤于浅近，或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未编入史志者，则“遗文余事，亦多散亡”[40]。为此，贞观史臣在修《五代史志》、《晋书》志时，做了“本末兼明”、“惟通前后”的努力，注意“会通古今，观其沿革”。两史志起东汉末，迄于隋亡，前后相接，较完整地反映了此间350多年社会演进的基本面貌。


    上述认识和两史志的纂修，对推进典志与史志相结合，并向汇通方面迈进，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无须否认，刘秩《政典》朝着两相结合的方面作了努力，由于他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结构的足够认识，结果又回到按“六官所职”认识社会的老路上去了。然而，由单项制度考察走向综合研究，由记一朝一代典章制度迈入系统探索沿革，这一趋势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由单项走向综合，表明历史家已有在横断面上认识社会结构的意识；由记一朝一代典章迈入系统探索沿革，表明历史家试图从纵向上认识社会各个构成方面的发展变化。杜佑从“探政理”的需要出发，把横向考察与纵向探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通典》成为了一部完整描述上古至中唐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变之迹的历史巨著。这里要申明的是，《通典》主要通过考察“礼法刑政”沿革来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特点，又使它成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制度史，这一点应当肯定。但还应看到，它绝不仅仅是制度史，这也是必须明确的。


    对于《通典》的得失，长期以来，除了指责其礼、兵二门外，大都是肯定和赞赏的。唯有马端临在肯定其“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后，又为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41]感到“遗憾”。这是很值得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