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4)

  来源: 中国读史网

四、整理与研究扬州学派
刘氏作为晚清扬州地域学术的后起之秀，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本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使命，对于先辈的学术崇敬有加，以此勉励自己，“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43]。由于学术上的亲缘关系，倍增刘氏追述其学术先哲的兴味。在刘氏相关清学史论著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扬州学派，即使在那部未完著作《近儒学案》，根据《近儒学案序目》的“目录”所提供的线索来分析，他也没有计划专门立有“扬州学案”，而只立以朱泽V、王懋f、刘台拱为代表的“宝应学案”，把后世学者公认为扬州学派中坚的阮元、焦循、凌廷堪、汪中、王念孙纳入“东原学案”。这固然说明了扬州学人师承复杂，难以划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扬州学人作为一地域性学术群体，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讨论清代学术时，也只提吴、皖两派，而把扬州学者分别于两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孙、王引之入皖派，李等则归入吴派[44]。刘氏之所以没有专立“扬州学案”，可能受到章氏的影响。尽管如此，刘氏还是一直致力于光大扬州学术为自任，写了不少关于扬州学人的传记、题跋等，整理与研究扬州学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凸显扬州学术在清学史中的地位，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可以这样说，刘氏是研究扬州学派的先驱者，正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扬州学派引起了研究清学史学者的重视。
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因其学派主要成员都系扬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间涵盖面包括乾嘉时期扬州府所管辖各州县学者，但是当时著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乾嘉之际，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一时著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都聚会于扬州，著述讲学，使扬州之地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治学风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吴派弟子，和平共处，相互影响。“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45]，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阮元、凌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学的嫡系。刘氏还指出，“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46]。扬州学派虽然吸取吴、皖两派的治学门径，不囿于一家之学，但是更多倾向于皖派，与戴震之学一脉相传，“戴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47]，基本上沿着皖派的治学路径而发展形成的。扬州经学之所以兴盛，导源于扬州学者的学术宽容学风，“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48]。吴、皖两派学者都可以在扬州讲学，而且与古文学不两立的今文学也有立足之地，江都凌曙治《公羊》，“魏源、包世臣，亦从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49]。所以南桂馨才这样说道，“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50]刘氏对扬州学派反对墨守、学主会通的学风，可以说“心领神会”，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认为“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才是真正的“通儒”。[51]
刘氏不仅对当时已经很出名的扬州学者师承关系、治学方法了然于心，而且还挖掘出了一批被后人所遗忘的扬州籍学人，这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扬州学派的整体面貌。刘氏一一为他们立传，如《刘永澄传》、《梁于濉贰《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朱泽V传》、《田宝臣传》，《扬州前哲画像记》等，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绍。刘氏对立传人物的选择，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取向、价值判断。这些传记大多写于1903年至1908年间，当时他还热衷于排满革命，需要挖掘忠义节烈之士，以激发民族感情，这也是他“以学论政”的一贯做法。刘氏在《孙兰传》中提出“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的评价标准，认为孙兰师从汤若望，而不事清廷，就体现了这个标准。而杨光先力诋西学，直声著于明廷，但仕籍复标于清史，这种“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实应被后人所唾弃。因此刘氏表彰“明于君子小人之辨”的刘永澄；大力歌颂“从容就义，不欲与亡臣降子共偷一日之生”的梁于澹辉扪铩安挥以所学媚异姓”的徐石麒；更钦佩有“夷齐耻食周粟之心”的王玉藻。刘氏不是仅仅从民族气节方面肯定扬州学人，还从学术角度，总结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刘永澄精于理学，其孙刘抬拱及朱泽V、王懋f传其学；孙兰精于数学；徐石麒专于词律之学；蔡廷治精治《易》学；田宝臣明于声音训诂之学[52]。
在整理研究被淹没的扬州学人方面，刘氏付出了大量心血，目的在于“以彰吾郡学术之盛”。他曾经“三游海陵，咨询田氏学”；为了解王玉藻的生平事迹及寻找佚失的诗文，遍阅浙西诸志，最后“特网罗故乡文献，别为传文一通，以补谢山之缺”；为考证蔡廷治学术源流，“征考乡邦文献得廷治事，兼读其遗著数篇，知廷治之学出于云庄”[53]。这些工作对保存学术文献具有重要价值，为后人研究扬州学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由于刘氏的努力，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术群体，逐渐引起了学者注意，“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54]。张舜徽在五十年代末撰写的《清代扬州学记》，实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专论，但是刘氏却开研究扬州学派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