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冗官太多令宋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来源: 广州日报

曾巩。（资料图片）

司马光。（资料图片）

　　冗官太多令宋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司马光曾巩直言滥官之失 洪迈疾呼――
本版文字：钟葵
冗兵和冗官是宋朝政府始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冗兵的出现源于北宋定都开封。开封位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定都开封必须常年驻军数十万，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宋太祖曾想迁都“以去冗兵”，但遭到晋王赵光义和群臣极力反对，不得不放弃迁都计划。
冗官问题源于宋太祖亲自制定的职官制度。为巩固皇权，宋太祖采用分散权力的方法，使各个政府机构“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导致机构设置叠床架屋，官员人数剧增。
从北宋到南宋，冗兵和冗官现象越演越烈。政府因此而积贫积弱，人民更是不堪重负。因冗兵问题非迁都难以解决，当时群臣不敢议论太多。而随着冗官问题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李承之、曾巩、洪迈等人深感忧虑，多次上书直言朝廷滥官之失。
司马光建议革除“推恩制”
北宋中枢本来就机构重复，人浮于事。但北宋统治者并未意识到问题严重，还实行推恩制，允许级别较高的官僚推荐数十名亲属当官，朝廷授官越来越滥。
嘉v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逝世，宋英宗赵曙继位，群臣进贺表。一些地方官趁机派亲属入京求官，朝廷按推恩制一一授以官职。当时任知谏院的司马光觉得不妥，便上书称：“窃见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事，各遣亲属进贺表至京，朝廷不问官职高下，亲属远近，一例推恩。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后来因循不能革正。国家爵禄，本待天下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无故受官，诚为太滥。今纵不能尽罢此等恩泽，其进表人，若五服内亲，或乞等第授一官，其无服非亲属者，并量赐金帛罢去，庶几少救滥官之失。”当时同修起居注郑獬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昔真宗初即位，有事于南郊。旧例，群臣皆得迁秩。而真宗以为侥幸太甚，遂命止加勋阶。真宗已尝革滥赏于南郊之初，则陛下亦宜绝缪恩于登极之后也。”
司马光和郑獬的建议都很有道理，但执政者称已下诏赐官，成命很难收回，便把他们的建议放在一边。
李承之建议减少闲职人员
宋朝除大量职能部门外，闲职也不少。如京城和其他各路均有宫观需派人管理。管理宫观的职位待遇高、事务少，朝廷一般只授予资格老、身体差的官僚。而一些比较年轻的官员贪其俸禄高、事务少，也求此职，导致管理宫观的官员增加不少，国家财政支出增多。时任权发遣三司使的李承之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李承之说：“近年以来，朝廷宽假资格稍高之人，为其衰迟，或不任事，未遽令休退，故置提举管句宫观之职，优与俸禄，不立员数。而臣僚趋闲贪禄，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职。条例既宽，初未革。今内外宫观约百余员，无纤介职事，岁费廪食不下数万缗。乞今后在京宫观提举提点句管官，其毋得过十五员，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阙。所贵勤劳官守之人，有以区别，不虚费国用。”这一建议被宋神宗接纳，下诏年过六十五的官员才能调任管理宫观的职务。
四年增加
万名官员
到了南宋，政府官员比北宋又多了不少。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今日冗官》一文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政府的官员人数。
文章称，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四月，有朝臣上奏，直陈冗官之弊：“曩在乾道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四选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侍左，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侍右，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十五员。合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近者四年之间，京官未至增添，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增八百一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五员，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而今年科举、明年奏荐不在焉。通无虑四万三千员，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仅四年就增加了上万名官员，宋朝冗官之多可见一斑。洪迈对此痛心疾首，在文章结尾时说：“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救之，亦无及已。”
曾巩比较三朝官员人数
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巩任职判三班院。他将宋真宗景德年间、宋仁宗皇v年间及宋英宗治平年间的户口数量、垦田数量、财政收入和官员人数进行比较，发现国家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官员人数也越来越多，建议朝廷“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
曾巩说：“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v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七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v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v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v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v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v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案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
曾巩这一建议受到宋神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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