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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网 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这有点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一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难怪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宋朝是近世的开始。
因此，宋朝绝非是积贫积弱、耻辱蒙羞的王朝。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负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人却创造出经济上的极大丰足，文化上的极度辉煌，这是他朝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王朝对历史作出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也谈到：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花间集》中张泌那首《浣溪纱》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进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要比温庭筠幸运得多，究竟小30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前人的一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约略领略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如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还是魂牵梦萦：“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丰，人烟之盛，商贾之富，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开封。
汴京鼎盛时拥有100万人口，而杭州的常驻人口为150万，加上流动人口和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死于斯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身后的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但生活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宋人，却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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