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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网
清明上河图 (局部)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1期，原题为“宋朝的夜市――这才开始了全日制的中国”
《太平广记》的《李娃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荥阳公之子自打见了李娃一面后，念念不忘，经打听，知道这位女郎乃倡家，遂携重金造访。小婢急告李娃，说上次假装丢失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门来了。李娃亦钟情于这位来京应试的举子，可想而知，这对青年男女的见面，该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谈笑间不觉“天色日暮”而街坊“鼓声四动”――所谓“禁夜”的时辰已到。李娃之母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来，说：“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于是，男子得以留宿。
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
据说北京前门大街的宵禁，晚清还在断续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彻底去除。可见禁夜令在中国，至少有3000年历史。犯夜的处罚，据《大清律例？夜禁》称：“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在《太平广记》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知名诗人就曾因“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
说“禁夜”乃第一恶政，实不为过，以治安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它是封建统治者最乐用，也是最常用的专制手段。为何会有“禁夜令”？至今尚未有人考证出来。我认为，这种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几乎是御用文人无疑，因为文人巴结上统治者后，为了得以在权力的盛宴中啖到一点残羹剩饭，马上会从“帮闲”的说嘴阶段过渡到“帮凶”的动手阶段，以半个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一个“牧”字，来描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讨好统治者，麻醉被统治者。何谓“牧”？牧牛牧羊之牧也，于是帝王也好，官员也好，便堂而皇之地按照牧养牲畜的办法，白天赶出去自行觅食，晚上撵回来关进圈舍，以统治百姓。
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灵魂，有尊严。被剥夺了自由――哪怕只是一天的1/2或1/3，哪怕只是呆在自己家里，也与坐牢无异。所以，对老百姓的残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缚手脚、桎梏心灵、钳制精神的副作用不可谓不小。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朝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朝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
“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麻，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北宋的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
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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