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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方都市报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力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的结果，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启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一个和八个》(1984)、《芙蓉镇》(1986)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楚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胜了，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很显然，。不仅如此，一时间，文艺界大有“不谈人性不足以彰显艺术造诣之深刻”的趋势。这样一种认识角度的突破，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大陆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李安执导的描写爱国女青年与汪伪特务情爱关系的电影《色，戒》，魏德圣执导的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少女与日本教师爱情故事的电影《海角七号》，以及陆川执导的塑造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描写南京惨案的影片《南京！南京！》等。这些影片的上映和观众普遍称赞的反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基于人性视角的创作，即使面对敏感的中日关系，也大都能够通过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大陆多数普通国民的情感“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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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上述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即人学”“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文艺乃至艺术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个性及其差异短长，崇其善、扬其美、悯其弱、痛其恶，从而使读者的心灵和情感受到触动和感动。诚如休谟所言，人天生有一种同情弱者，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到资本主义，人类因为生就这样一种情怀，因而才会一步步改变其原始的动物本性，从基于生存本能的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无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怎样一种社会之中，受到民族、阶级、党派怎样的影响，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权的尊重，都日渐在超出其民族、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形成一种只有进步人类才可能具有的善待生命的价值观。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已证实，人类成功迈入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首先就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如小说、诗歌、美术、音乐等等，来讴歌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情感。故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中世纪神权统治条件下，一次对人的认识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甚至，现代(m odern)一词，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正是由于发现了人、而非神是社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认识到个人利益是构成国家、民族利益的最主要基础，对个人及其利益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正是因为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权利及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日心说”才会推翻“地心说”，神权才会让位于人权，才会有为争取“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诞生，才会有康德所谓“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位理念，和马克思关于人类最高理想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以人的彻底解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
由此或可看出，中国当今多半也正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即文学艺术已经重又开始高唱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虽然今日之中国还没有可能马上普及人性意识，但这种文化现象的日渐流行，自然会潜移默化地洗涤人们的灵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当然，在整个社会依旧通行着传统的“政治正确”的原则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思想的极度混沌的状态。一方面，我们上面提到的正在影响广大读者、观众悄然改变种种“大是大非”观念的文艺作品，多半都得到了官方人士，包括中共党史权威机关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称赞它们“真实”、“厚重”、“可圈可点”，“一定可以流传下来”；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学历史课本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仍旧延续着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说教。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种教材中，就明确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是新兴的革命的力量。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动，后者所作所为一定进步。影响所及，今天仍会有不少网民激烈抨击人性观念，主张阶级斗争。
中国人对人性观念如此歧异，纯粹是政治的历史和政治的现实造成的。但无论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有过怎样的优势地位，因为它们严重背离了社会存在的现实，因此其改变也是迟早的和必然的。正如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即不承认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使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直至进入家庭，进入工厂，进入学校”。结果是“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正常的情感和心理被严重扭曲。以至改革开放后很多年，讲人道和人道主义仍然会被视为政治错误，并会受到公开批判。
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当时必须要面对开放所带来的与国际通行的人权观念的交流与交锋，因此，中国官方不得不同意在报刊上正面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
只是，对外谈人权是一回事，真正为人权正名还是另一回事。这一过程又经过了10年以上的时间。直到2004年，中国的宪法中才第一次写上了“公民人权”应该受到保护的内容。
突破了这一思想禁忌之后，2005年6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首次提出了超阶级的“以人为本”的主张。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准备期间，中国政府最终迈出了承认“人性”观念的关键一步。在公开宣传“人性”观念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次喊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唱出了“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这是共产党建国后第一次公开主张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大家共同追求同一个梦想。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展开关于“人性”的大讨论，并评论本届奥运“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
这正是为什么“人性伟大”四个字今天能够唱响在依旧红旗招展的中国大地的原因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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