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军阀政治的传统文化根源(2)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一、大一统专制的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于中原文化，其密集型耕种农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尤其是黄河的泛滥客观上需要整个流域的合作治理，而诞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在一开始就朝着大一统的方向演进。
在远古时代，为了保证本氏族在竞争中的生存地位，各氏族不得不扩展自己的地域、增加人口数量以保证在一处或一时生计困难时，不至于全部遭受灭顶之灾。当遭遇外来利益集团的威胁时，分散的部落就被组织起来，形成部落联盟以对抗外敌。自周以降，松散的诸侯国之间的联合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北方游牧部族的入侵威胁最终导致秦王朝的统一。这些是形成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客观因素。此外，中国位于东亚大陆，其西部是雄伟的青藏高原，北部则是不适合农耕劳作的荒漠和草原。这些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农耕文明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发展，兼并与反兼并，统一与反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线。中央集权成为保证国家机器运转，权力分配模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式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要求政权与意识都归于一元，《墨子》中《尚同》篇这样论述归于一元的必要性：
子墨子言曰：“古言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其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权统一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设立一个以一人为首脑的官僚体系，通过上下有序的大一统政权结构来治理国家。而上本身是代表绝对真理的，下层百姓除了服从中央权威以外别无选择，否则将会有灾难。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凑凑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这里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能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却难以实现。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过官僚集团去实施，受管理的老百姓也就只能服从这些具体实施者们。大一统并没有带来管理的全面与直接，而是滋长了地方威权主义。
另一方面，在大一统模式下，各中央政权的取得和巩固缺乏合法性证明，其表现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是不能实证的，而且更多地来源于祥瑞等事件来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合法性评价。政权更迭被“阴阳五行说”解释成为相生相克，（注：周朝被认为是火德治天下，而秦则是以水德而克之。） 但是这种解释一般经不起推敲。当新旧政权交替时，新政权总是以“天命所归”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夏商之世，统治者正是用“天用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注：《尚书・甘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 等“天意”来作为活动的依据。西周建立以后，运用“天道”观念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利用神权观念来增强统治的效能。（注：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6页。）
在这样一种缺乏合法性证明的不稳定的政权体系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上下层之间必然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各种政治力量也基于此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从个体角度来说，中央的力量并不能有效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当中央政权失去权威时，各种政治力量就必然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系自己的地位。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构建政权体系必须建立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拥护之上，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例如，东汉末年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本为朝廷重臣的李世民、唐末藩镇镇守的安禄山；以及清末民初的大小军阀，他们无一不是靠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自己的力量。从军阀内部的角度来说，效忠只是在军阀集团内部进行，而军人并不对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效忠。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大一统的文化在造就统一的同时，也孕育着分裂割据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农耕文明造就了有序的家庭协作和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一开始就走在了其他东亚文明的前列，社会结构在一种良好有序的状态下简单地循环发展，它将社会矛盾巧妙地在社会底层加以消融。
因此这种先进文明给这一区域中的居住者带来了优越的生活，也带来了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情绪，不大愿意去用新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也没有契机让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在这些极具韧性的文化根源的作用下，加上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中华文化圈向外辐射文明的特点，使它逐渐成为整个中原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而导致每个政治力量都把统一和强权专制作为终极目标，认为只有在大一统的状态下，才能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权力，那些“大盗窃国”者不过是由单个的权力追求者转化而来。
鲁迅先生对这种民族性格做了深刻的阐述：“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自大’，都是‘合群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技改进的原因。”（注：《青年杂志》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儒家理论在吸收了其他学派观点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理论观念，让社会的各个因素都能良好有序地运作，不愿意轻易去打破它，因循守旧的传统让自己无法容忍其他文化的冲击。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统治历来被视之为非正统，这就意味着非中原华夏正统的文化在国人看来都是外来的蛮夷文化，自然更没有理由去加以正确对待，并与之交流了。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十分坚韧的特性，那就是不论统治阶层自己起源于何处，最终不得不被中国固有的传统所同化，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国家。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圈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的复杂综合体，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它的形成与发展就不难看出其在实质上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北方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始终难以融合，几千年的资源争夺导致文明冲突不断，但冲突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同化，因为不论是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诞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家传统治国方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表明了在这个国家只能由某一个权力代表来统治，如同前面论述的道理一样，一旦这个权力代表无法行使其权威来有效地管理国家，那么军阀们就要粉墨登场了。他们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实力巩固地盘，提高自己在军阀政治游戏中的竞争筹码，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发展到相互兼并，最终由一个新的强势群体来完成统一。这样一个割据到统一的循环就形成了，而在完成这个过程的同时又在酝酿下一个新的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将出现统一走向割据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