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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 “素心”说与章学诚的“史德”论
作为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方面,做了许多总结、提高、创新的工作,“史德”即是其中关于史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概念。而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与阐发,一方面是受到刘知几“史才三长”说的启示,另一方面又与刘勰“素心”说在理论上颇有关联。关于前者,论述已多,此不赘述。关于后者,笔者认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史家思想修养的理论探索 章氏之“史德”论与刘勰之“素心”说,均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史家思想修养理论的总结与探讨。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吸收了自孔子以来所倡导的“书法无隐”的精神内核与实质,然后从理论上提出普遍著史原则。刘勰是从当时史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详尽分析了虚妄之风产生的原因、现象,进而提出史家当养“素心”以修史;章氏则主要针对埋头考据、不求学问经世的偏颇学风而发论,他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三者兼备,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史学,决不可偏于一端。但同时,三者之间有些因素又是“似之而非”、“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20]的。因此,“著书者之心术”不可不考,“史德”乃为构建史家基本素养与人格的重要方面。所以,章学诚之“史德”与刘勰之“素心”,背景、内涵虽不尽相同,出发点与思想本质却是一致的,即史家著史的心术修养与著史态度,均应在理论上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他们共有的卓识。
(二)传统名教的思想指导 “史德”论与“素心”说之共同点还在于,二者都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其指导思想与显著特征。如前所述,据“理”直书是刘勰“素心”说的主要内容;章学诚则认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我们认为,此处之“天”的概念,具有客观历史、历史发展规律的特征,是接近近代科学精神的进步因素,是章学诚对前人的发展与推进。但同时,他又把“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21]引入史家心术的修养途径之中,认为封建伦理与史学客观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通观《文史通义》,这一结论可说是来源于两点认识:其一,史传作为一种文体,源于六经。章学诚提出,后世文体于战国时皆已具备,而“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 [22];其二,从“六经皆史”的理论观点出发,六经都是史,且是最高规格的史,那么,后世史家就应当从中汲取各种认识上与方法上的营养,而学习前人,把握其思想精髓与思维方式至为重要。这样,通达“六艺比兴之旨”,而后才可以、才能够讲“春王正月”之书,就同时兼备了学术上与逻辑上的合理性。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史德”论的历史局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在为史家主体活动找寻客观标准方面,所作的可贵探讨与努力。《史德》篇中,章学诚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极力辩明《史记》和《离骚》的符合名教,其目的无非在于向人们证实,前代流传下来文史名篇,尤其是具备了撰述圆通之义的《史记》,是不可能、也不会“怨诽及于君父,且以是邀千古之名”的。否则,不仅著作者本人属愚不可及、异想天开,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而且缺乏名教伦理为其思想内核的史著,是没有资格流传后世的,“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好善恶恶之心,制渌浦而非”,简单的褒直贬曲不足为史家心术,能够辩明那种于六艺精深之处的“似之而非”的是非,才可称得上是真正史家的心术。
(三)关于影响史著客观性的因素。章学诚引用了文章撰述论中“气”、“情”的概念,从具体操作时的状态入手,探讨不同的气质、风格及情感对史著公正性的影响。作为一个文论家,文章之“气”、“情”是刘勰在《文心》中探讨的重要问题。而章学诚则把气情之说引入史学著作论中,从而使其论述更为深入与全面。“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章的外在气势及引人程度,均取决于史家个人内在气情真挚与否。然而,正是这种气与情,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史著的客观性。“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这就把史家的气质才力与史学的客观性、公正性结合在一起:“气”是著文的必要前提,有了一定的情感才能够进行写作,而言辞又是沟通客观历史与史学之间的桥梁。因此,言辞和决定言辞面貌的“气情”,就对史学客观性产生了影响。如果这种“气”合于理的要求,与其相应的言辞就会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反之,史家的主观成分就会增多,史著的客观性必然要受影响。所以,“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激则溺,情失则偏……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这说明气情的平静于史之公道大义的重要性,它们于不知不觉中“害义而违道”,史家应当慎而又慎之。这种结论与刘勰之“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的感叹,其根本点与落脚点都是相同的,即气情之发为文辞,都不能违失两条客观标准――名教与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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